你的國家，誰的歷史？（草稿）

平生 Posted on 26 五月 2010

（沒有寫完，禁止轉載）

讀歷史，最可悲的一點就是發現自己被矇騙了多年而不知。而那些製造謊言的勢力卻繼續塗抹“勝利”的歷史，羞辱同時代人的智商與尊嚴。也許真沒有哪一個民族和國家對歷史如此的看重，每個人都懂得，爭奪歷史的闡釋權就是爭奪現時的利益、合法性以及對充滿變數的未來的掌控力。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謊言越大，人們相信它的可能性就越大。爲什麽會這樣？除了強大的宣傳機器從一個人的幼年到成年的持續灌輸外，或許無法推卸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這些人沒有勇氣去接受歷史的真相，沒有準備好在真理面前赤裸裸地暴露自我的心靈。

墨寫的歷史謊言雖然掩蓋不住鮮血，但足以遮住人們的眼睛，混淆人們的試聽，使人心變得麻木，寧願相信謊言所帶來的虛擬安慰，也不愿正視真理所帶來的嚴峻時刻。中國文化的“虛飾”一面真是再批判都不為過。這種東西幾千年來深入到國人的骨髓里，是日常生活的無形法則，五四一代政治與知識精英再怎麼全盤批判傳統文化都改變不了國人日常生活的行為方式，包括他們自己。歷史的往復不僅證明了這種無形的精神困局在今天依然困擾著我們，它本身就是此種困境的表徵。

所以，過於藐視文化機制在制度引進和設計上的作用，將之比擬為“空氣”，是很難有說服力的。民主制度的設計依賴于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尤其對人性中的“惡”有著極為清醒和坦率的認知。其背後的文化機制就潛藏在西方文明如何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上帝（敬畏）的關係以及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顯然，沒有對“人”的深刻理解就不會有對“民主”“制度”的有效認知。

當我們戲謔地將如今的中國稱之為“天朝”時，其實思想里還是沒有跳出一個歷史認知模式：王朝更替與歷史循環。什麽時候中國人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這是說不清但絕對是近代才出現的新事物。所謂“現代民族國家”這一西方舶來概念，是否能有效解釋近代中國的歷史變化還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比如，我在武漢大學的導師就不同意這一說法，他認為這一概念用來解釋西方宗教式微后的民族國家興起是有效的，但用來解釋王朝體制崩潰后的近代中國則明顯屬於概念上的混亂。而在文學研究領域，這一混亂就更是觸目驚心。

關於“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或正統史學大多側重于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外來經濟、文化、主權、領土入侵。費正清的“衝擊—反應”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解釋近代中國歷史的最為流行和有效的敘述框架。在我們的敘述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在這一時期被認為是一種正面的力量，孫中山的革命訴求中雖然也包括對滿族的種族鬥爭，但基本上是一個策略，很快就轉向面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獨立的訴求。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上升可以說一種“國家認同意識”的集中表達。很多人批評費正清的歷史敘述模式的“西方中心主義”，進而出現了很多以中國視角為主體的歷史敘述，更加強調近代中國的各種努力的主動姿態。這像不像一個燒餅的兩面？

如何突破這一局限？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英文翻譯為《現代中國的興起》）就試圖在兩者中找出平衡。我看的版本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大陸的刪節本刪去了20多章，被刪去的章節用腳趾頭都可以想到涉及到哪些事與人。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全書上下冊，有1000多頁。說是“近代史”，其時間跨度達400年，從1600年清王朝建立一直到21世紀。嚴格意義上，可以說是一部“現代中國歷史”。其實讀完全書，傳統意義上的近代對我而言屬於溫習舊知。因為我自己本身就對這一段相對瞭解得多一些，也感興趣一些。全書關於清王朝及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近代歷史事件的敘述在總体上甚至和歷史教科書差不多。比較有意思的倒是一些歷史細節和作者敘述時的情緒。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代中國雖然被迫開放國門，被西方列強不斷欺辱，但基本沒有領土上的入侵企圖。相反，俄國則不僅有貿易上的特權企圖，還有領土上的陰謀。讀完該書，明顯感覺到作者沒有將“西方”作為一個鐵板一塊的敘述對象，而是做了區分。也許是因為在美國的學術體系中，所以針對的很多問題屬於“美國中國學”的問題（尤其是關於1949年後，“究竟是誰丟掉了中國”這個問題，成為了作者潛在的敘述視角。這在後文再詳談）。一個印象是：真正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且破壞性更大的是俄國，而不是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對中國東北的領土窺伺，將外蒙古獨立出去，還是俄國共產黨對中國近代革命的直接介入，到新中國中後期的中蘇交惡，等等，都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作者的敘述給我的感覺是，俄國是一個兩面三刀的國家，其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起到了任何西方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作用和影響。這讓我想起昌切師曾提起的俄國大國沙文主義才是我們要警惕的東西。一個可以理解的想法是，此書成于1960年代，恰逢冷戰時代，雖然前後六次修改，但對於俄國的歷史敘事卻沒有根本改動。而美國在中國的“感情投資”長達一個世紀，卻在1949年后“被踢出”中國，這成為了美國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學的焦點話題。估計老美心有不甘，眼睜睜看著俄共與中國過著蜜月期。所以這些問題如果放在戰後整個世界政治格局中或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就可以看的更為清晰。對政治的道德化想像會讓人豬油蒙了心。

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知識精英並不是毫無作為，他們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的種種行為都可以解讀為“改革”。不同的是，“改革”的面向不同，結果也不同。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可以說此序列順理成章。但卻沒有成功（自上而下的“改革”，沒有民眾的參與，能成功嗎？）。最成功的或許還是“思想文化”的“改革”，但很快也在後來不斷的歷史清洗中幾乎被滌蕩乾淨。政治與知識精英對國家不負責，對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這些歷史債務如果得不到根本的清算，我們也許會在歷史的浮沉中繼續跌跌撞撞，一回頭不小心就撞到了祖先。不覺得可怕嗎，如果總是在未來某個時刻遇見歷史的鬼魂？魯迅被“歷史的鬼氣”折磨的半死，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氣也會被折磨的半死。

王朝時代，皇帝面對變化的歷史情境，也會做出“微調式”的“改革”。比如清王朝的前幾個統治者。對他們而言，最為關心的不是“實施有活力的或至少有效的管理，而是關心王朝的安全”。也就是“穩定壓倒一切”，這是任何一個社會與國家的統治階級必然的政策，只不過在不同體制下，這一導向會有不同的闡釋空間。統治階級希望社會和諧，難道普通民眾希望社會混亂嗎？根本上未解決的是不同利益的訴求機制。或者說，統治階級不願正視社會的利益分化及階層分化。它會覺得我不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嗎？我既然代表了你們的利益，你們怎麼還會吵來吵去？這是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后面臨的意識形態困境。一個簡單的疑問是：一個正常的政黨可以代表全民利益嗎？這在理論和邏輯上就行不通。要么你就主動平衡各階層利益，要么你就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用馬克思的話說，這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社會和諧是正常國家都應該追求的目標，但不是正常國家用來抹殺各種（特殊）利益集團客觀存在及互相衝突的藉口。

對晚清的腐敗，作者有個判斷，即腐敗在這一王朝中已經制度化。清官，就是少貪的官。好官，就是作惡少的官。民諺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特殊利益集團竟“綁架”了皇帝和國庫。甚至軍隊爲了撈取更多軍費會故意延長戰爭。在晚清，大多數士人與官員是“受益最大之流”，“他們太醉心於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無意改變現存秩序”。要他們自動放權，支持改革，絕無可能。而太平天國內亂之時，文人集團在支持清帝國的事業時，也就在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知識精英與國家體制的利益裙帶關係造成了他們的麻木和良知的缺席。

辛亥革命以前，清帝國延續了中國歷代王朝的基本框架和社會結構，如土地私有和國家權力觸及到縣為止，士紳在鄉土中國擔負體制外的道德、訴訟、和利益協調的責任。而真正對清王朝構成潛在威脅的是地方漢族軍事實力派在打擊太平天國運動中的興起，他們實際上處在中央權力的離心力上，所以辛亥革命一起，他們就紛紛倒戈，宣佈獨立，也宣佈了清王朝的覆滅。中央權力的式微，地方割據的出現，這種情況實際一直延續到1949年。因為即使1928年蔣介石在形式上統一中國，但國民黨內部胡漢民、汪精衛等內部派系依然在鬥爭，武漢政權與南京政府之間分庭抗禮。更別說當時的中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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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

沉疴在哪裡，我們就在哪裡。這是你的國家，但不一定這就是你的歷史。探究歷史真相，揭穿歷史謊言，不僅需要學識，更需要勇氣。中國這樣的威權體制下，是非常容易消化和降解任何模棱兩可的反抗的。而知識精英們卻又不得不“曲綫救國”，不僅需要膽識，還需要言說的技巧。樂觀地看，這個偉大的時代或許正在醞釀偉大的人物，我們需要有耐性。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員，我願意保持持續的熱度關注它的變化，但願在我這一代的有生之年，它會出現新的希望與契機。而不是，歷史的又一次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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