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国家，谁的历史？

平生 Posted on 30 五月 2010

一

读历史，最可悲的一点就是发现自己被蒙骗了多年而不知。而那些制造谎言的势力却继续涂抹“胜利”的历史，羞辱同时代人的智商与尊严。而这只会带来无尽的幻灭感。也许真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对历史如此的看重，每个人都懂得，争夺历史的阐释权就是争夺现时的利益、合法性以及对充满变量的未来的掌控力。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越大，人们相信它的可能性就越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强大的宣传机器从一个人的幼年到成年的持续灌输外，或许无法推卸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勇气去接受历史的真相，没有准备好在真理面前赤裸裸地暴露自我的心灵。

墨写的历史谎言虽然掩盖不住鲜血，但足以遮住人们的眼睛，混淆人们的试听，使人心变得麻木，宁愿相信谎言所带来的虚拟安慰，也不愿正视真理所带来的严峻时刻。中国文化的“虚饰”一面真是再批判都不为过。这种东西几千年来深入到国人的骨髓里，是日常生活的无形法则，五四一代政治与知识精英再怎么全盘批判传统文化都改变不了国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包括他们自己。历史的往复不仅证明了这种无形的精神困局在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它本身就是此种困境的表征。

所以，过于藐视文化机制在制度引进和设计上的作用，将之比拟为“空气”，是很难有说服力的。民主制度的设计依赖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尤其对人性中的“恶”有着极为清醒和坦率的认知。其背后的文化机制就潜藏在西方文明如何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上帝（敬畏）的关系以及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显然，没有对“人”的深刻理解就不会有对“民主”“制度”的有效认知。

当我们戏谑地将如今的中国称之为“天朝”时，其实思想里还是没有跳出一个历史认知模式：王朝更替与历史循环。什么时候中国人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这是说不清但绝对是近代才出现的新事物。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西方舶来概念，是否能有效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化还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比如，我在武汉大学的导师就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一概念用来解释西方宗教式微后的民族国家兴起是有效的，但用来解释王朝体制崩溃后的近代中国则明显属于概念上的混乱。而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一混乱就更是触目惊心。

二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或正统史学大多侧重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外来经济、文化、主权、领土入侵。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最为流行和有效的叙述框架。在我们的叙述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孙中山的革命诉求中虽然也包括对满族的种族斗争，但基本上是一个策略，很快就转向面对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独立的诉求。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上升可以说一种“国家认同意识”的集中表达。很多人批评费正清的历史叙述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而出现了很多以中国视角为主体的历史叙述，更加强调近代中国的各种努力的主动姿态。这像不像一个烧饼的两面？

如何突破这一局限？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英文翻译为《近代中国的兴起》）就试图在两者中找出平衡。我看的版本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大陆的删节本删去了20多章，被删去的章节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涉及到哪些事与人。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全书上下册，有1000多页。说是“近代史”，其时间跨度达400年，从1600年清王朝建立一直到21世纪。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现代中国历史”。其实读完全书，传统意义上的近代对我而言属于温习旧知。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对这一段相对了解得多一些，也感兴趣一些。全书关于清王朝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近代历史事件的叙述在总统上甚至和历史较科书差不多。比较有意思的倒是一些历史细节和作者叙述时的情绪。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代中国虽然被迫开放国门，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辱，但基本没有领土上的入侵企图。如美国宣称，其长期目标是对美国资本友好并开放市场的中国。相反，俄国则不仅有贸易上的特权企图，还有领土上的阴谋。读完该书，明显感觉到作者没有将“西方”作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叙述对象，而是做了区分。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的学术体系中，所以针对的很多问题属于“美国中国学”的问题（尤其是关于1949年后，“究竟是谁丢掉了中国”这个问题，成为了作者潜在的叙述视角。这在后文再详谈）。一个印象是：真正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且破坏性更大的是俄国，而不是欧洲和美国。无论是对中国东北的领土窥伺，将外蒙古独立出去，还是俄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革命的直接介入，到新中国中后期的中苏交恶，等等，都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的叙述给我的感觉是，俄国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国家，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起到了任何西方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作用和影响。这让我想起昌切师曾提起的俄国大国沙文主义才是我们要警惕的东西。一个可以理解的想法是，此书成于1960年代，恰逢冷战时代，虽然前后六次修改，但对于俄国的历史叙事却没有根本改动。而美国在中国的“感情投资”长达一个世纪，却在1949年后“被踢出”中国，这成为了美国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学的焦点话题。估计老美心有不甘，眼睁睁看着俄共与中国过着蜜月期。所以这些问题如果放在战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中或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就可以看的更为清晰。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会让人猪油蒙了心。

三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们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的种种行为都可以解读为“改革”。不同的是，“改革”的面向不同，结果也不同。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可以说此序列顺理成章。但却没有成功（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民众的参与，能成功吗？）。最成功的或许还是“思想文化”的“改革”，但很快也在后来不断的历史清洗中几乎被涤荡干净。政治与知识精英对国家不负责，对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些历史债务如果得不到根本的清算，我们也许会在历史的浮沉中继续跌跌撞撞，一回头不小心就撞到了祖先。不觉得可怕吗，如果总是在未来某个时刻遇见历史的鬼魂？鲁迅被“历史的鬼气”折磨的半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气也会被折磨的半死。

王朝时代，皇帝面对变化的历史情境，也会做出“微调式”的“改革”。比如清王朝的前几个统治者。对他们而言，最为关心的不是“实施有活力的或至少有效的管理，而是关心王朝的安全”。也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与国家的统治阶级必然的政策，只不过在不同体制下，这一导向会有不同的阐释空间。统治阶级希望社会和谐，难道普通民众希望社会混乱吗？根本上未解决的是不同利益的诉求机制。或者说，统治阶级不愿正视社会的利益分化及阶层分化。它会觉得我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我既然代表了你们的利益，你们怎么还会吵来吵去？这是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一个简单的疑问：一个正常的政党可以代表全民利益吗？这在理论和逻辑上就行不通。要么你就主动平衡各阶层利益，要么你就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和谐是正常国家都应该追求的目标，但不是正常国家用来抹杀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客观存在及相冲突的借口。

对晚清的腐败，作者有个判断，即腐败在这一王朝中已经制度化。清官，就是少贪的官。好官，就是作恶少的官。民谚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特殊利益集团竟“绑架”了皇帝和国库。甚至军队为了捞取更多军费会故意延长战争。在晚清，大多数士人与官员是“受益最大之流”，“他们太醉心于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无意改变现存秩序”。要他们自动放权，支持改革，绝无可能。而太平天国内乱之时，文人集团在支持清帝国的事业时，也就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知识精英与国家体制的利益裙带关系造成了他们的麻木和良知的缺席。

辛亥革命以前，清帝国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框架和社会结构，如土地私有和国家权力触及到县为止，士绅在乡土中国担负体制外的道德、诉讼、和利益协调的责任。而真正对清王朝构成潜在威胁的是地方汉族军事实力派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兴起，他们实际上处在中央权力的离心力上，所以辛亥革命一起，他们就纷纷倒戈，宣布独立，也宣布了清王朝的覆灭。中央权力的式微，地方割据的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一直延续到1949年。因为即使1928年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汪精卫等内部派系依然在斗争，武汉政权与南京政府之间分庭抗礼。更别说当时的中共了。

因此，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权虽然也是一党独裁，但由于历史条件，其中央权力实际上根本无法延伸到中国社会的底层。国民党所忽视或抛弃的农民底层社会，恰被中共所拥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城市的中央集权与中共在农村地区的中央集权不啻是双轨并行。说的严重点，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权力与阶级基础实际上被中共架空了。我想说的是，中央集权体制在国民党这里是权力集中在上层，而没有渗透到下层。国家权力在国民党那里实际上完全是分裂的。虽然也是一党独裁政权，但国民党政权的中央集权体制只在中央一层实行“党大于政”，而在地方却是“党政平行”，就是说，党无权干预地方行政事务。这是否可以叫开明集权呢？但正是这个“开明集权”消耗了国民党的权力，为其在大陆的溃败埋下了最深层次的伏笔。一党独裁却又松绑地方权力，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假民主比真独裁还倒霉？而1949年之后，中共的中央集权体制虽然也是“党政双轨”，但党永远比政大，无论在中央一层，还是地方，都是党驾驭政府。在军队也是如此，党指挥枪。中共称之为“民主集中制”的，国民党称之为“民主集权制”。按照翻译，后者更直接。而这些又全部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师法俄国”的结果。在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这本书中，有着更为精彩和启发性的分析。这另文再详谈。我想说的是，满清灭亡后，中国社会呈现的是分裂的局面，没有一个强权政党（蒋介石实际上是军事独裁，而不是政党独裁）构筑稳固的国家权力。历史给国民党的时间非常有限，而条件却又非常苛刻，如果从整个20世纪的世界政治局势来观察。“国民党的垮台，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极其需要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之持续迟滞”。讽刺的是，到了台湾，这一迟滞的改革却稳步地推进，尤其是土地改革的三部曲，与在大陆的糟糕表现，简直“判若两党”。

近代中国人所受最大的洗礼是什么？不是民主自由，而是革命。成千上万的前辈们赴死，成千上万的同代人被死，究竟在今天的时代里能换取什么？换得国家崛起或民族独立吗？人都死光了，国家在哪里？国破山河在，所有邪恶的政权垮台后，不是被历史和人民审判，就是被另外的政权清算。人类社会有多少黑暗的时期能逃脱得了如此法则。就连清帝国要垮台，袁世凯逼迫皇帝逊位时，那位隆裕太后都非常清醒地说：“我晓得国家为公众、非满人所有。但满人毕竟沿承了两百余年。我只求能保存并修复光绪帝冢，勿贬贱皇室的身份。”国家为公众所有，公众却不为国家所重。但果真如此吗？虽然我们处在混沌的世界里，但人类的政治界限却有着原则性的划分。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党，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国家军队，什么又是党军，这些都有着严格的区分。你要清楚你究竟爱着谁，否则你会很受伤。用现在流行的民谣的说法就是，你不要为傻逼织毛衣。

今天的中国，稍微有点觉悟的人都会知道，处在什么样的十字路口。今天的中国似乎很有尊严，也在不断斥巨资建立尊严，无数的知识分子和专家也在讨论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可为什么普通民众却有着几乎相反的感受？同样是维护大国的尊严，从18世纪和21世纪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变化我们或许可以求得一个答案。18世纪时，清政府对洋人活动非常限制，除了一般贸易外，连在内地旅游都在禁止之内。以广州为例，清政府将贸易限制在一个口岸，对外国人的人身自由做了一系列侮辱性的限制。而“外国远征军的残暴表现，造成了一种至高无上和不可战胜的形象，击垮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由蔑视和敌对变为畏惧和奉承”。而到了义和团时期，中国人长期积聚的怒气，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情绪被慈禧太后的清政权所利用，对外国传教士及外国在华势力进行了短暂的攻击，而换来的则是八国联军。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至此丧尽。

21世纪的开放的中国人呢？看看昆明的一个规定就知道了。昆明规定，除外国人之外，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和聘用无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再如，毒牛奶是内销的，好东西出口，坏东西内销。我们的尊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损己害人，而且害的还是最底层的人，践踏普通人的生命。不断压榨自己人，又不断讨好外国人（这难道不会长期集聚民粹情绪吗？）。想起奥运的一则新闻，大学生志愿者给上厕所的外国人及时擦拭马桶。这个细节太震撼了。如此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国家有“尊严”，而国人无尊严。国家有“体面”，而国人无体面。国家与国人什么时候成了对立了？！谈什么尊严？看看这个国家知识精英们昏昏沉沉的死相，他们“张开的喉咙是巨大的坟墓”，里面却什么也没有。外面必定竖起一个牌子，上书：此处禁止随地大小便。

四

《中国近代史》真正让我觉得有看头的地方是从第23章中共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五四的开始与结束标志着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们在完成最初的“知识与主义洗礼”之后，为未来中国寻找方向的努力出现了分裂与分化。对西方这个庞然大物，既憎恨和幻灭，又在心底怀着敬仰。作为“导师与压迫者”的双重角色，“西方”也成了一个各取所需的意识形态话语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列强的作为，似乎存在着对立和冲突。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浪潮是不是让所谓资本的肮脏本性暴露无遗呢？强大的资本贸易是不是也在绑架西方的政府呢？在政治理想与资本操作之间是不是还有一道不小的暗道恰恰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呢？当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欢呼西方某国要主持道义和公正之时，不想它却在现实政治考虑和压力之下，将中国给出卖了。近代虽惨遭国际政治的蹂躏与屈辱，但却还没有学会与适应国际政治的现实与利益联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标榜“民主自由”的“西方”态度之转变可想而知。1920年中期，陈独秀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人类以保持政治力量”的工具。这话错吗？不错，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保持其势力的工具。但陈忘了加一句，民主也是人民保留其反对之权利的工具。在《苏联的最后一年》这本书中，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提到民主的，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他先迈出的……但他最后成了反对派。”

所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没有一般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分享，注定是要失败的。举例来说，辛亥革命只在权力的上层之间成功，由此却引起了长期的地方分裂。而今天中国所暴露的问题恰恰在结构上与百年前相类似：触及不到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沉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成了对立，而不是相互平衡。

中国的政党政治正因为没有竞争对手而变得肆无忌惮，与民争利，贪婪无比。不管意识形态如何，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僚体系形成的层级化网络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依赖官僚体系进行政治改革，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我想起王力雄的一篇文章说，未来如果出现一位政治强人能越过官僚阶层而直接向民众呼求政治改革，或许还存有希望。他的推论依据之一是政治人物会考虑到历史地位，如果道路都堵死了，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政治人物尤其会如此，他会考虑政治冒险与政治收益。我想，这样的人物非得等到民智开启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吧，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本身就是从官僚体制里一层层爬上来的，他的裙带利益就会非常复杂，我不相信这样的人能毫无顾忌的无视这些。这是王力雄的美好愿望，有点像新威权主义。安全的着陆，平稳的过渡，但就怕等不及出现这样的人物，社会就崩掉了。“稳定也就把自己给压死了”。

关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我第一次知道日本关东军不受日本政府控制，而是军人大肆干预政治。在对华问题上，日本的军人与文人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个模糊的界限。以前经常说什么“日本军国主义”，现在才稍微明白军人干预政治的可怕后果。因此二战后，日本没有了军队，受制于美国的保护性协定。日本由此成为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支柱。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日美的市场关系，保证了日本的贸易顺差，间接支持了日本的对华军事行动，颇为讽刺。

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这句话其实不太对。比如在中国，军队属于国家所有吗？军阀割据时期，军队基本是属于私人。孙中山一直想拥有一支国民党自己的军队，这样党的政策和主义才能得到切实贯彻，而不是像陈炯明一样，军队不听话，随时都可以叛变。而蒋介石通过北伐掌握了军队的实权，即使短暂下野，军权依然握在手里。文革刚开始后，社会秩序混乱得连毛泽东等领导层都感到必须制止。1967年1月，毛泽东指示军方干预恢复秩序。“回顾历史，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军队史无前例的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此后林彪不断向权力中心移动，就是一个明证。而军队不属于国家的危险性在于，一旦党内出现斗争，军队就会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筹码而左右现实的走向。通常，这个后果都趋向消极。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是个问题。蒋介石就是因为对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完全丧失信心，才会牢牢握住枪杆子。

“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是一个“杯具”。你有一把枪，我有一把枪，他有一把枪，最后的结局是只剩下唯一的一个人还有枪。那接下来的事情可能就是，那些没有枪的人想办法又搞到一把枪，两把枪，也许最后的结局还是只剩下唯一的另一个人手里还握有枪。这是什么思维呢？中国近代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虽然经历了外来文明与思潮的震撼洗礼，但在深层次上一直未能摆脱王朝制度下的政治逻辑。不要以为时代进步是政权更迭就可以完成的事。

庐山会议时，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说：“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我们是对还是错。”要是得不到支持，他“再发动一支农民武装推翻政府”。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毛泽东很有预见性地说：“在我去见马克思时，国家可以避免大的混乱。”我猜想，以前经常开玩笑说的“见马克思去”是从这里而来吗？英明如毛泽东，以致作者徐中约不得不感叹道：“毛泽东果然是神人，四人帮和林彪都得宠于他，但都无法最好得到最高权力，没有好下场。”在警卫兵捉拿江青时，她正在床上，大叫一声：“主席尸骨未寒，你们竟敢造反。”徐中约对江青的评价是：她设立私刑室，判处死刑都太便宜了她。估计作者写到这里，情绪都控制不住了。而对慈禧的无能和昏庸，作者也曾无情抨击。

五

关于1989，我想说的很多，出离悲愤与无奈，而实际上我能说的很少。我甚至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充满着强烈的求知欲，似乎与我毫无关系。它发生时，我正在经历混乱的童年。人是很奇怪的，对于我这一代青年来说，获得历史真相的可能后果就是丧失对未来的希望，但更可能的则是激起无边的挑战的欲望。如同历史一样，这几乎是不可逆的成长历程。记得前几天去广州体育馆帮忙报社的活动，一直到晚上12点才回来。外面下着暴雨，而我又没有带伞，挤上了一辆公交车，却无法到我住的地方，只好在报社大门口下，然后想办法再转车。暴雨使整个广州变成了“广洲”，在车上一路看到许多小车半路熄火，估计许多车库又将再次被淹。在报社门口想等雨停一会再到对面坐夜班公交车，为了节约的士费。但等了半天却越下越大，只好奔到报社楼上的部门办公室里，看能不能再找到多余的伞。进了办公室，漆黑一片，发现地上撑开了一把伞，无比惊喜，环顾一下四周，却发现另一个门旁边有手机在发着亮光，原来沙发上有一个人躺着。我猜伞是他的。于是觉得无望。正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那个人突然问了一句，是谁。我先是一惊，肯定以为我是小偷了，但一听声音，却发现原来是报社的诗人s老师，毕业于北京某著名大学。于是在一片黑暗中，我找来一张椅子，和他东扯西拉起来。

1989之后，他现在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很多话题都围绕宗教，而我因为从本科就阅读了很多俄罗斯宗教性质的著作。如《旷野呼告》，舍斯托夫的几本书。还有早期存在主义克尔凯郭尔，中国的刘小枫等人，以及最近阅读的《欧洲思想史》。这种阅读实际上是无意识的，直到本科毕业后，才意识到这种营养对我的影响。不管是文笔、逻辑思维，还是深层次的对生命及人生世界的终极思考，很大程度上大概都与此有关。在聊天中，我其实更关注的是宗教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宗教，基督教的历史观。我比较好奇的是现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与三自教会实际上存在很大不同，没有形成有组织性的规模，都是分散的。这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互称“兄弟姐妹”，他们能否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就我目前有限的接触和观察，我觉得是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前景。我想如s老师之类的有真正信仰的人是值得信任的，他们不仅好的个人品质，还在用这些品质来影响他周围的人。比如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如何配做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角色。我这样说，实际上不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有底线、有公平正义和伦理规则的社会层面上出发的。

暴雨早就淋湿了我的衣服和鞋子，我慢慢脱掉鞋子和袜子，不想却被报社的蚊子叮的直跺脚。这也是血的教训，提醒我必须完善自己的工具，以后行走江湖随时准备提防可能来的暴雨。s老师用手机翻墙给我看了一些照片，有的早就看过，有的也是第一次看见。他指着其中一张广场照片说，他当时就在其中。他说现在看这些照片，每次都会流着眼泪。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拿在半空，我看见他用右手快速地擦拭了眼角，一遍一遍。也许是黑暗的原因，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也许不是流泪，在一个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一个男人也许不会如此。一个内心软弱的人，如何面对这个强大的世界？反抗不是无可能，而是你从来不去尝试。

我认识的前辈中还有2位也是1989之后，信仰基督教。1989之后，中国有多少人信仰了宗教？等到以后政治开明了，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有时我会想，1990年代“轮子之功”的出现或许是中国社会信仰迷失、正统意识形态丧失根本吸引力之后出现的状态。这种状态或许一直在延续，人们不停地寻找其它替代品。真正的社会道德与价值系统则趋于溃烂。1989是一道坎，将来纸面的历史和实践都会对此有回应。徐中约说：“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他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忘记镇压的痛苦经历，也不会宽恕任何人”。

一个政党或政治体制如果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支撑，或者说，此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根本上扭曲变形，那么短暂的利益媾和与联盟造成的稳固表象是不会长久的。它是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它的性质是否已经发生了畸变？中共历史上是如何成功的，而国民党又是如何失败的，从政党组织系统的严密程度、意识形态的专一与否、政权的阶级与权力基础是否稳固等方面都可以找到答案。

很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曾经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和一个资本家阶级。对于资本世界来说，唯一的法则就是追求利润，追求更大的利润。所以真正站在中国政府这一边的不会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的企业界，资本财阀。资本主义体系与民主体制结合，能左右政府行为的可以是民意，也可以是财阀，也可以是政治精英，就看他们如何博弈与平衡。而资本主义体系与集权制结合，那就无敌了。最近的富士康事件，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的政党，面对一个个工人在资本追求最大利润而自身权益无处申诉只得自决时，难道不会感到蒙羞吗？颜面何存？！

在全书的结尾，作者写道：“经济公平和社会改革虽然根本，却似乎并不太紧迫。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的柱石。”最后的“审判”之前，强权者都有一段最狂欢的时期。能拖就拖，能撑就撑，能赖就赖，不到最后一刻，死不松动。

沉疴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这是你的国家，但不一定这就是你的历史。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下，是非常容易消化和降解模棱两可的反抗的。而知识精英们却又不得不“曲线救国”，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言说的技巧。真是一个悲剧。但愿在我这一代的有生之年，它会出现新的希望与契机。而不是，历史的又一次沉沦。

所以，问自己一遍，这是你的国家，这是你的历史吗？

再问自己一遍，这是你的国家，这不是你的历史吗？

最后再问自己一遍，这是谁的国家，这是谁的历史？

2010.5.26-5.29

草就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