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食不能获饱

平生 Posted on 13 七月 2011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开篇：“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这一想法在晚清挺有代表性，但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伪问题），而在于时代“问题”本身至此已经到了非借助于思想文化不可的地步，制度设计、船坚炮利诸如此类的技术“问题”说到底都是“力”，依然浸染传统思想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思考的依旧是“理”的问题，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以后天下人皆言“亡国”的大势之下，主流的思想界反倒没有拜倒在西方强权世界“力”的模范之下，反而对其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原理的对抗，这种结构性动力足以解释现代中国道路的成败。这就可以进一步对照日本近代的道路。这背后有一种属于传统文明内在原理性的东西，这是每次民族危机或国家灾难面前都会浮出历史表层的结构性动力。阻碍/促使这种动力形成的因素通常是来自外部，而一旦这种外部威胁缓解或被转为有利自身的原素时，这种动力在民族与国家内部反倒会形成一种压迫性的强力，将本来被释放出来的历史解放的能量转变成新的压迫力量，且变本加厉。而力量本身无本质之分，全在于历史运动过程中各自的疏离与聚合。所以在未变之前，必有一个历史重组的过程，这个结果往往令知识分子集团意外，让大众困惑“世界变化快”，也说明“说食获饱”的自欺者必遭人欺/弃。

天则与人事，这也是理解中国思想绕不过去的一对词。梁启超分析中国旧思想与欧洲旧思想的区别时，认为前者宗教为政治之附属物，后者政治为宗教之附属物。这个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民族-国家的诞生道路东西方在制度起源上的差异。

“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锢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新”民在某种意义上是再造国民，未经民族主义、甚或民粹主义的洗礼，在梁看来是胚胎未长成成童。这些都是在他将民族主义作为彼时别无选择的历史道路之后下的判断。但他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却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他将斯宾塞的进化论视为强权学派，与卢梭的平权派相对立，前者是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彼时，欧美世界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交替的时代，亚洲则是（旧）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交替的时代，也就是说亚洲在历史时间的脉络上慢了一拍。于是未来道路的选择给这慢了一拍的亚洲超越前者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近代“超克”的立足点虽然还没有脱离民族帝国主义，但在思想的原理上至今不失其意义，而中国选择的道路虽则充满曲折，但顺理成章。没有这一历史认知，就很难深入理解那一时代的思想，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新的剧变前否定了新的可能。

而上述“主义”的交替又不能从阶段论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大势不是自动、自然而来的，那些感觉上突然而至的历史剧变，往往都是未经审察人的因素的看法。但这其中又有可区分的地方，一者为将历史的断裂看成是有内在连续性的，这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时尚，但这种连续性的描述仅仅在于事件或客观事实的逻辑连接，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这个法则在此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动力。二者为要解释历史的动力，就必须看重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看重主体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所强行取舍的东西与标准，但不能完全从历史动力的问题去解释历史本身，否则对历史动力所带来的政治结果就没有真正达到批判性的反思。对一个传统或思想而言，并不是区分出好/坏、善/恶，就可以解释它在历史中的功能的。这往往是非历史的历史解释。

写到这里，我不自然地想起张东荪的一句话，初读此句时令我一震，至今难以忘怀：“若明知其假，而希望弄假成真，虽是一种理想，但我的良心是反对这种理想的。”还有一句东荪君没有说，我其实也说不出口：若明知其真，而结果弄真成假，虽更是一种理想，但我的良心也是反对这种理想的。

以历史的暴力来否定暴力的人，也有可能否定了历史。但暴力又是必须否定的东西，这个在道德上是站住脚的，但在历史解释上却不一定能站住脚。怎么说呢，走在路边被从阳台上掉下来的花盆或玻璃砸死，思考历史时你其实就刚好路过现场，而目睹了那个被砸死的人，这个人可能是你，也可能不是你。但你却必须一直睁着眼睛看，这是难以逃脱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