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記

记得还是在大学读本科时，系统读过《鲁迅全集》，除此之外，以后再没有全部读完一个作家的所有东西这种习惯和冲动，所以这学期的陈映真课程使我又重新拾起当年系统读完一个作家，并且按照时间轨迹阅读另一个人的生命和在历史与现实交叉中思考的习惯。而透过陈映真，台湾社会的现代进程与历史似乎以一种非常具有生命热度的方式呈现在我的面前。一种彼岸的想象被打开了。如果不从理论上过快地理解陈映真，过快地把很多复杂的问题回收到概念里，那么我的确可以从这门课程的讲授中学习到一种方法，套用日本人常用的结构，就是“以陈映真课程为方法”，“以陈映真为媒介”。而实际上，这种方法或媒介或理解文学的方式在文学学科内部的确是最传统的形式，但现在听完课程，似乎发现它依旧是最最有效解释真实存在状况的一种方式。文学理论的各种变体，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确实是西方哲学思想的下降。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囿于此，很难有一种通透的感觉。在当学生的阶段，这种困惑会时不时冒出来折磨人的精神。我想自己现在最起码对一个人思考所借用的概念、框架、甚至世界观都有了一种后设的站立位置的自觉及其相对化。这看似很简单的方式，真正做起来却非常难，因为现实常逼迫着你采取二元对立式的思考模式，它最省事。对一个志向从事思想生产、知识论述的人来说，只是在一般的批判意义上从事批判，把批判当作站队的方式，而没有在知识理论上做推进，就是失职。最后很可能变成与政府意识形态官员别无二致的“意识形态工作者”，而丧失了本应有的角色定位。这实际上是现实巨大的漩涡流转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投射和症候。透过陈映真的文学书写反观今天中国越来越分化的知识状况和社会现实，的确让人有种前车之鉴的感觉。他笔下的历史主体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大背景的转换，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可能出现的危机都有切实可帮助理解的方法与路径。 对陈映真这一代人而言，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想象与现实，对他们都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透过他的文学书写，可以想见他是一个情感极其丰富的人，越读到后来越觉得他像一个裁缝，用一种相互沟通或尝试相互沟通的方式穿针引线，将历史上的记忆碎片与现实的政治变动缝合起来的人。他的视角始终是互动的。他也是始终处在（社会）运动状态中的人，而文学书写虽然被他看成是迫不得已的缓冲，但却带来一种更具历史深度的形式。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上课谈到陈映真对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现实，他内心的矛盾、痛苦。对这一代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乌托邦的人来说，中国现实无论如何变化，他们都要在自己个人的内心里承受——“最痛苦的就是这些人”。这并不是合理化现实，而是说，理想的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并没有排除掉民族情感的底色，这种底色其实就是这一代人最后的底线或“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说，只有真正参与到历史社会变动过程中的主体才会是真正历史社会的主体，这与旁观历史社会进程的主体有了巨大的区别。 此外，不是规范性的知识使得理论上有创新，而是那种分析性、操作性的概念、思路可以给人很大启发。“精神落单”的恐惧不是没有自觉。说实话，这是一直以来苦恼的事情。记得课上说到一个事印象挺深，就是陈映真他们当年在那个非常压抑的空间里，陈看到某个人思想与他们有些相近就主动去联系、交流，也算是思想上互相寻找出口、抱团取暖的方式，但这种积聚的方式可以带来很大的集体力量。个人在现实中的渺小和无力感是今天普遍的状况，这只有同时在个人能动性与外在条件两方面同时用力才可以有所改善吧。总之，透过陈映真，这种有意识的连带、超越中心与边缘的既定框架，至少就我而言，行动上有了可能性。 如何进入对象？如何理解别人？自我中心主义的研究者其实不易做到，要克服的东西很多。中国成语有“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等等，其实都可以当作一种方法资源，不必上升到很高的抽象高度。

读完《赵南栋》，感觉陈映真是要处理台湾1950年代那一段被压抑的历史。一整个世代的人们的所有情感与中心都在那一段历史里，如果没有清理这一段历史，没有把“过去”纳入到今天的视野里，这整整一个世代的人的苦难与奋斗岂不是徒然、枉然了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后代又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里，这中间的鸿沟不仅是年龄上的，更是现实的分断与历史的“断裂”——“历史的时间与个人的时间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陈映真其实是在处理自己内心的东西，但这个内心的东西是不单独属于他自己的，而是那一个历史时空下的人们的共同物。他以小说的形式来“接续”这种历史与现实双重的“断裂”，把所有的伤口暴露出来，让今天的人们能正视历史，也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所以，历史的连续性就表现在那些逝去的灵魂、“债务”和“论题”难以完全抹去，历史不是僵死物，它们始终缠绕在当代人的心灵和生活实践上，不是在与历史直接相遇的人们身上表现出来，就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体现出更复杂的状况。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赵南栋，就像陈映真很多小说的题目一样，和小说具体要表现的内容之间总有“量”的距离，即赵南栋不仅出场晚，而且小说直接描写他的部分不算多，且是以第三者的视角看待赵南栋，他自己并没有直接的“声音”。我的理解是，陈映真之所以以赵南栋为题目，实际上以从现实回溯历史的方式，把他看到的现实问题放在历史的脉络里，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更要放在历史的光谱里连续看待，这在第三节描写赵庆云病中的幻觉，写到他们讨论韩战和美国对日本的“保护”等问题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更有意思的是，赵庆云出狱后，他的大儿子一直希望他把过去的事情都讲出来，而赵庆云始终觉得无法开口，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即是他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的价值观、人生的理想、情感的寄托在现实中成了毫无稳固基础的漂浮物，对他的后代来说，这些都像历史的空洞的回响。他认定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了，他们“听不懂了”。这种社会性的沟通的障碍，肯定也是陈映真自己的苦闷之处。而小说中，赵庆云真正“把历史讲出来”的时间正是死亡逼近时的回光返照，是处在那种生死之间的幻觉状况下，历史人物才真正登场，并发出了声音，并且赵庆云终于从这种讲述那不可讲述的历史中得到了解脱。也就是说，这段历史的不可讲述性来自现实的压抑，而讲述的动力却来自历史本身的逼迫。这种处理可谓匠心独运。 陈映真在处理当代的欲望结构时，其实也是拉出两个世代的人互相对照。一个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一个是跟随着自己的身体感官生活。或许正是因为那一段陌生而看不见的历史、仿佛虚无的历史，才会造成今天的现实中的虚无感和无力感。把各种结构性的要素分析完了之后，如何才能在这种结构里寻找可能性？赵南栋实际上与任何人都没有不同，只不过他将欲望发挥到了极致与纯粹的程度，虽说在结构的动力上不能说同一，但也很相似，不同世代与不同的现实处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不同欲望对象。所以，我常想，历史的运动终究是类似矩阵的运动，转变的可能一定需要主体，但承担转变任务的主体却一定是这种结构本身的产物。以前一直不理解人与人加在一起的产物“社会”为什么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像一个有机体会自我更新，像一个人的后代的成长道路，不是他的父母可以完全决定的，也像日本动漫《攻壳机动队》里的“攻克车”，虽然同步资料，但依然有个体意识，更有个体意识的发展。人类本身被电子化，但那种意识深层的结构却依然发挥动力，这倒像黑格尔对意识发展所作的分析。赵南栋的欲望结构与赵庆云的欲望结构之间的距离究竟在哪里？

《第一件差事》以一个在小镇旅馆自杀的外地人为开头，这很符合陈映真叙事的构思特点，即一方面以死亡来照亮那些隐藏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及其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以回忆的方式展开情节——具体到这篇小说则是以完全第三者的转述来呈现主人公的背景。所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一直都处于隐逸的状态，他的所有故事都是由他周围接触的人转述给作为小说叙事者“我”——国家安全人员、权力的实施者和代言人。小说以“我”工作以来的“第一件差事”、以破案的方式结构了台湾社会不同阶层人物。而实际上，“我”的所谓“第一件差事”其实是失败的，“我”最终以一个“厌世者”的自杀来了结主人公胡心保内在的心理搏斗及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由此也就切断了历史性的脉络。这就宣告了一种巨大的隔阂横亘在“我”与胡心保之间——像树一样当然而然的本土成长的人与外地来台湾的如同大海上航行的人。我们可以将作者的譬喻再推进一层，陆地与大海，稳定、有根但缺乏历史张力的状态与漂泊、寻根但又看不到方向的状态。此种精神上的对立，“我”的办法是想到以一种人生哲学，“我国固有八德”的方式来解决，而胡心保的方式则是决绝地自杀。因此这件“差事”的讽刺之处在于叙事者“我”在想到上述解决办法后，遁入闺房的私爱之中，并为自己找到“我国固有八德”的发源地就在于这种闺房之私爱的理由。作者无疑针对“我”有讥讽，就像《最后的夏日》里的裴海东一样，作者对此类人物的讽刺时隐时显。 胡心保的故事在转述人的讲述中是逐渐明晰的，而作者选取的这些转述人与胡心保之间构成不同的关系，由此也越来越深刻地在这些不同关系中揭示台湾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精神上的各种交错、勾连。旅店老板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本土社会的良民，担心的问题只是胡心保的自杀会给小店的生意带来消极影响，而在体育老师诸亦龙的眼中，他是可以深刻理解胡心保的，因为有着共同的外省人的背景，并且对于胡心保这类的人“看得太多了”，一下子就把问题上升到整个社会的普遍问题，不过他与胡心保不同，他能找到自我精神的出口，“我就是不去凌虐自己，像他那样”。或者说，诸亦龙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胡心保，他自己曾作为一个潜伏在共产党身边的特务，活埋了七八百的共产党，而胡心保的家里则是开钱庄的，论阶级认同感，诸亦龙其实可以说把胡心保看成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经历了深刻变化的人，而不像“我”，“像一棵树那样当然而然的生长”，言外之意，即还是一个小年轻。而他对这种历史骤变的看法是：“像黑夜放的烟花，怎么热闹，终归是一团漆黑。” 有意思的是，林碧珍的家世使得台湾社会中的殖民后遗症问题与省籍问题交合在一起。作为胡心保的情人，林碧珍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而是根据希腊航海人的故事起了个名字Jason。“他好喜欢那个名字，因为他喜欢那航海人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多晓得对方的事。这样不是很好吗？他说。”胡心保其实一直在逃避自己， 一方面他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寄托在使林碧珍快乐——使我活着而盼望他自己也能找到快乐——使他活着的理由。自己明知是一种欺罔的关系，却一直这么逃避。胡心保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有着自觉，所以他才会感到痛苦，无方向感。如果这种自觉的痛苦所建基的理由不再能说服自己，那么崩溃是自然而然的。另方面，“想起一些过往的事，真叫人开心”，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甚至将自己妻子的名字隐去而代以自己喜欢的家乡的小姑娘的名字：抱月。过去的影子，一直追随着他。那么现在的不快乐来自哪里呢？“蔑视一切轻视、冷淡、欺骗而孜孜不懈地生活，这是很可怕的。”胡心保对现在这种生活缺乏勇气，或者说他要为自己这种生活寻找某种根基。回到过去吗？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陈映真揭示了确实是一种普遍的东西，即不是局限在阶级性上，而是从一个社会有机结构上描摹处在不同位置和网路中的人们的精神困境。他试图理解他们。

这四篇小说涉猎的主题和作者采取的笔法与前面阅读过他的几篇其他小说有不少重叠的地方，比如关于死亡、宗教故事新编、底层大众的苦难，以及早期略带悲剧色彩的调子，作者是以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角度来描摹他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其中《兀自照耀着的太阳》所涉及的“人”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以及不同“族”（阶层、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也是作者一直试图通过文艺、小说的方式努力加以探究的，比如《一绿色之候鸟》里，季公与下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不同身份之间的人际关系怎样受到社会的压力，以及他们自身如何处理等等，这篇小说的设计其实也相当精妙，以北国的候鸟串联全篇，而此候鸟本身是注定不属于这里的，它的离开鸟笼就如同季公妻子的死去，都是归宿。而表现在活生生的人间社会里的，却是无言的悲剧，这其中人的尊严和人的乌托邦的所在都是隐含在作者笔下的。 《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的主人公不是单个人物，或几个人物的集合，而是一个阶层的群像，作者的意图或许即在揭示出这种群像的过去和现在，比如战前与战后的生活之变化，心里之变化。处在小说舞台前沿的是所谓“同族”的中产阶级的社交人群（这个“族”字很有意思），魏医生、他的妻子京子、女儿（女孩）小淳，陈哲，菊子和许炘夫妇。而在小说背后，始终以死亡和尸体的形式出现的则是塌陷矿区的工人们，他们的出场就是以集体死亡的现实逼视着同族的中产阶级，而小淳作为魏医生的女儿看到窗外一排排裹着席子的尸体时，脸上流下了眼泪，默默不语。窗户隔着两种现实的境况。窗外是一群难言者、无言者，甚至无论生还是死，窗外的以矿区为生的人的命运即平行与社会的所谓“进步”。而窗户里面，是探戈舞和美酒的生活。因此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女孩小淳为小说结构上的中轴线，以她在窗户边看到一排排矿工的尸体为引子，将两个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现状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作者又以她得病濒临死亡为主要的叙述线索，将其周围的同族、同阶级的人们的表现一一衬托出来。这里的转变和精神上出现的契机都是由小淳的重病面临死亡的威胁而造成的。 在小说中，中产者们之间的对话始终有两个更外围、但反而更隐匿更关键的对话者，一个是小淳的死亡所暗示的死亡的无差别和平等，一个是小淳透过窗户所看到的现实，这些现实曾经是被这些成年的中产者忽视的，而他们的后代却凭借着人之为人的本性（暂且这么说）透过隔离现实的窗户看到那些常见的但被他们忽视、无视的残忍的人间风景。不啻是个讽刺吧。这里的窗户是自上而下的，从高处往低处看的，对于低处的人们，窗户里面的风景却是一种想象。对高处的人们而言，窗外的现实却真的是现实，但又似乎是无关于己的现实。这些中产者回顾往事不仅是为了应和现实，他们对自己过去“腐败”的生活之忏悔也往往表现出现实之条件：“抛弃那些腐败的、无希望的、有罪的生活……只要小淳同我们留下来。”因此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忏悔或后悔之真心与否，而在于这种精神变化的契机来源和作者的真正意图。 小淳的死实际上是必须的结果，只有这样，作者的意图才不会仅仅表现在批判中产阶级身上。小淳在他们的长辈的熟睡中安然死去，而太阳兀自照耀着“一切芸芸的苦难的人类”，这其中当然包括这些中产者。因此，“像一个人那样的生活”，就超越了某个阶层的范畴，而要在根底上追问究竟什么才算是“人的生活”。

这几篇小说中我最喜欢也感觉写的最细腻、也最见作者功力的小说是《将军族》，读完后很佩服作者能如此处理这么微妙的感情，一切都恰到好处，滴水不漏，且文字克制，凄厉中有温暖，死亡中有生的气息。尤其是三角脸与小瘦丫头的对话部分，写的格外出彩。一般而言，小说最难写的就是这样的对话，而这篇小说的中间主线恰就是由这些对话组成的，所以我个人实在喜欢这个小说。 之所以觉得这篇小说有一种文字与感情都相当节制的美，大概与作者所采取的小说叙事笔法有关系。与之前读的作者的小说很多都使用全知叙事视角相比，这篇小说可谓笔法上有了质的突破，限制性叙事的使用使得作者能将那种极其微妙复杂的情感较为“客观”的呈现出来，使人读来有种“真实”的感觉，并且容易沉浸到文本所营造的氛围中。读完后更有一种“阐释的冲动”，这种好的文本一定也是开放的文本。 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其实比较简单，但所蕴含的意味却相当复杂，既能勾连出历史深处人物的悲喜剧，也能做人性的当代解读。这里面有几重对位关系：三角脸的老迈与小瘦丫头的青春，从大陆来的外省籍退伍士官与台湾本土的被卖的丫头，生与死，爱与恨……小说所直接涉及的主题既有爱情，也有乡愁——对两个主人公而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乡愁，但却在同一个时代相互相遇并且纠缠在了一起。这些主题只有放在那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下才能更好的理解，或者说不仅仅将小说人物所生存的时代与历史当作背景，而是当作一个竖立在人物面前的庞然大物（物质的、心理的）与人物相互之间即纠缠不清又各自独立。这种既缠绕又疏离的状态，才可以更好的体会时代重压下小人物的悲情与喜乐。这篇小说堪称作者创作生涯中的一个相当成熟并且经典的代表作了。 此外，小说采取了“回忆”的笔法结构全篇，开头写道“很多年前，伊也曾这样地站在他的面前。”与《百年孤独》中那个经典的开头很相似。陈映真似乎很喜欢以“回忆”的方式作为小说的整体结构。具体到这篇小说，这种方式实际上了有效地处理了小说本身要处理的“时间”问题——一个是生长，一个是枯萎，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而这种“时间”的对比背后却正是一种“距离感”。既是两个人物之间的距离，也有人物与时代之间的距离。

之前没有怎么阅读过陈映真的文字，只是在很少的文章中他的名字或片段的思想被提及。这次首先读了他的散文集《父亲》，着实让我有些意外的惊喜。不仅是这位台湾作家文字的韵味，更多是文字背后蕴藏的某种难以准确定义的东西打动了我。这本集子里很有几篇散文看得我竟落了泪，比如《父亲》、《阿公》等等。虽然对台湾社会外省人与本地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载体了解不多，但这种情感却也切合我个人从童年、少年甚至直到如今的漂泊经验（从安徽到陕西到江苏到湖北到上海），以一个命定的外省人的身份在自己的国家恍惚了这么些年。在个人最隐秘的生命体验中，隔着如此的历史与空间的距离，我想我对陈映真笔下所描绘的那种一半由个人的宿命、一半由历史的重负所倾倒在普通民众身上的“民族悲剧”有体己的认识。 小说集《我的弟弟康雄》读得很慢，也许是因为陈映真对中文语言的使用与我所惯常阅读的大陆作家的文字有某些隔离，总觉得这种文字有某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来自历史深层的召唤与回应，既与这个时代平行，又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集子的前半部可以说是他青年时期的“练笔”之作，某些小说的架构显得松散。但这种结构之外对感觉的细腻把握和文字处理却显得相当早熟，比如小说叙事者视角的转换（虽然使用的很多都是全能视角），对心理刻画的深刻。最使我感到有趣的小说是《我的弟弟康雄》。整篇小说宗教气氛很浓，而康雄死时的场景竟让我想起达维特的著名油画《马拉之死》，只不过一个是自杀，一个是他杀。如果说马拉之死是革命者为自己的祖国献上了生命，那么作为一个虚无者兼无政府主义者的康雄的自杀则是一个革命尚未出发的少年对宗教、上层社会的某种讽刺，他的姐姐与上流人的婚姻在她自己看来却是一个复仇。这篇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虚构。“康雄之死”与她姐姐之复仇，毋宁是一种精神肉搏的象征。此外，陈映真小说中下层人总是以一种强壮的形象出现（包括妇女），而上层人则往往虚弱不堪，在《那么衰老的眼泪》里表现的很明显，这也是值得细细分析的。 对于陈映真笔下很多人物的“卑屈、羞辱”，或许只有放在当时台湾社会真实的历史语境才可以切实体会。小说《乡村的教师》，主人公吴锦翔说“社会主义成为文学”，文学实际上是政治失败的产物，“大的理想大的志愿崩坏的遗迹”。他对“中国”这个意象的想象承载着相当复杂的情感。“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但又有某种“悲哀”的调子。这个意象对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有家族血缘的关系（他也提到血缘），借用他小说中常出现的句子，也可能属于一种“命定的宿命”。但这种情感背后的支撑是什么？目前为止，我还不是特别清楚。不过与我们今天的时代并置在一起的话，陈映真这种对“中国”的情感在今日的大陆显得格格不入，或者说，有一层疏离。不仅是时空上的疏离，更是政治上的交错和某种不对称，而这不对称恰恰可以成为当今中国现实的一个反命题。今日大陆普遍的知识氛围或意识形态与其说是去政治化，不如说是涂了一层厚厚的政治油彩，以致政治总是以非政治的面目出现。简单说，去政治化的表面现象是“中国”形象的“污名”化，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但或许早已深入今日大陆知识人的骨子里了，以致毫无觉察——这是意识形态的成功。但更深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不是简简单单的“虚假意识”，它总有某种真实，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真实”真实地呈现出来。为什么我恰觉得当代中国充满活力，而不是相反，就是因为如此多重视野并置的政治景观犬牙交错、甚至互为底色，难道这些不正是知识人需要“擦亮眼睛”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群众”去认识“本质”的时候吗？ “最痛苦的就是这种人”，中国的“好坏都要承认”。陈映真在今日的“错位”或许可以提供一面镜子反观我们的嘲笑以及镜中的我们对自己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