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旧文）
按：此篇写于08年，现在看来明显不足，比较肤浅，之所以贴出来，是为了下一篇读书笔记做铺垫，所谈问题有互文。预告一下：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札记。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卷） 以和书店老板相识为由，成本价购得的书。波普尔早闻其名，这次可以好好读下。这是我的枕边书，每晚睡觉前读几页。虽然是纯理论思辨的书，但却非常有趣，非常清晰地梳理了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专制（历史主义）的思想起源，其对柏拉图这样的大师人物照常批判，根据充沛。这本书的注释有时比正文还精彩。虽然是复习的关键时期，我还是不能限制自己阅读这些与专业不相关但实际却极其重要的书。波普尔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先不管这些，我先简单梳理一下几个非常重要的对立概念，并做些联想。这只是为了理清我自己的一些思路。 零星社会工程——乌托邦社会工程 改良——革命 保守主义——激进主义 问题——主义 请注意上述一组概念的对位关系。 波普尔主要批判了历史主义，从西方思想的源头开始一直追问到其所处当世。波普尔认为西方思想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清晰的线索，就是对“本质”、“方法论本质主义”的追寻。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万物的起源，而“火”是流变的，于是万事万物都处在一种流变、变化的过程中，一切事物时刻处在变化之中，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无法确定事物的真实面貌，只能有各种“意见”，因为一切都时刻在变化。于是这些大师们便开始找寻一种“不变”的东西来解释这个宇宙和世界。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说法，“火”是事物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的标志，火意味着衰败。从一个自然过程推演到社会过程，于是，所有社会变化都是腐败，退化或衰亡。衰败成了整个宇宙和历史命运的法则。但却可以为之提供解释。顺此，巴门尼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大师开始为这个无法理解、变化无穷的经验世界建造确定性的支柱。波普尔称这些人为历史主义者，并略带讥讽地说道：“历史主义者害怕变化，不经过激烈的内心交战，他们就不能接受这种变化观念。常见的情形似乎是，他们试图坚持变化由一个不变的法则所驾驭这种观点，以缓解自己对稳定世界的不复存在所产生的失落感”。 历史主义者不相信经验世界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而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幻想，在这个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才是存在着的并且能够被理解的世界。伟大的柏拉图于是创造了“理念论”、“形式论”“原型或起源”等概念来统领这个经验世界。那个著名的“床”的譬喻现在可以很好的理解了—— “神……造了一张本质的床， 而且只造一张；没有造两张或两张以上，永远也不会……因为……假使神造了两张床，而且只造了两张床，那么就会出现另一张床，即那两张床所显示的形式；于是， 这张床而不是那两张床就是本质的床了” 本质的床只有一张，这是原型或起源，是理念意义上的床。而木匠根据理念制造了“床的儿子”，不同的木匠制造了不同样式的“床的儿子”，这些“儿子们”之间必然有其相似性，无论这些床是如何的花样翻新，因为“父亲”只有一个，本质的床只有一个。而文学艺术则是对这些“儿子们”的模仿，离永远正确和唯一的“父亲”更远。所以诗人不能揭示真理，诗人只能依靠模仿来接近真理。在柏拉图的世界里，每一事物的“理念”是唯一的，事物的原型和起源都来自这个理念（本质），并且这个本质还是不能被感知的，因为本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这个父亲是不死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父亲的儿子们来感知，即那些木匠们制造出来的床是可以用来睡觉的，可以通过认识儿子来间接把握父亲的尊容，父子总是有些相像的。 虽然经验世界（可感知世界）是不可理解，是注定在衰败的，只能从中获得零碎的虚妄的“意见”，而不能获得真知。但是柏拉图创造了“理念”，这是完美的理念，人们可以通过对理念（纯粹知识）来把握经验世界，而通过经验世界我们也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并且重要的是，本质是可以用定义来描述的。在经验世界的背后所隐藏的那个真实世界（理念）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真正实在。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的部分。从柏拉图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出发，波普尔得出一个结论：柏拉图设计“理念”学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制造工具（某种社会工程）来阻止社会变化（记住：变化是永恒法则）成为可能，因为要建立一个“最完美的国家”（鲁迅所说的“黄金世界”），而根据理念说，这个完美国家完全可以和“国家的理念”（本质）相类似（即可感知事物与其本质的某种程度的吻合已经成为可能），所以，这个“最完美的国家”是不会衰败的，因为国家的本质是不变的。 于是，一种乌托邦社会工程便诞生了。虽然衰败是历史命运的法则，但是柏拉图相信“人的道德意志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可以违背这个法则”。通过建立“最完美的国家”，衰败便会停止，变化也会停止，人类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从柏拉图到康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其实很近。（插一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虽然这里有意识形态的斗争，但依然可以追溯这种说法的历史源头。）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文章开头的概念，为了便于自己理解，我联系了中国现代和当代社会。 波普尔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社会工程师。“社会工程师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他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就像我们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而与此相反，历史主义认为，“只有首先判定历史的未来进程，才能有明智的政治行动”。在柏拉图那里，社会工程师和历史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即柏拉图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设计”来建构社会进程，影响历史命运，而最终目标就是“最完美的国家”，手段便是一系列“乌托邦社会工程”。（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人类活动是自发“生长”的，而人类为自己所设计的历史进程，其结果往往造成灾难。） 与之相反，波普尔提倡一种“零星社会工程”。从字面也可以大致理解其含义，即一种渐进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全盘的社会建构。用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事实来通俗地讲，即是“改良——革命”、“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对立，也是胡适在五四时期所引发的“问题——主义”论争。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便是“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保守力量会成为社会的中坚阶层，占据大多数人的内心。而在一个激烈变革或者说畸形的社会里，“革命”就会恰逢时机成为黎明前的钟声。用这种二元论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必定会疏漏一些东西，但可以清晰把握脉络。 在当代社会，“改革”成为“社会工程”的另一名称。仔细回忆建国后的历史，看看这种社会工程的真实名称究竟叫什么。 马 克 思 主 义成为新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便不是历史的偶然。从柏拉图那里我们可以找到源头。那么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能不能找出另一个源头？ 到这里我们是不是恍然大悟，有某种似曾相似的感觉？或许这是只有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人读到这些东西后才会欣喜若狂的原因。 我的阅读经历与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不相一致的，可以说，我用有所选择的阅读代替了我的直接批判，这是我目前偷懒的地方。我有时会想，如果一个人的阅读生涯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是如此相左或相似，那么这个人该做哪些实际的行动来将纸上谈兵的东西付诸于社会的实践？如果大家彼此都相安无事，这个人在深夜他的灵魂会不会痛苦不安？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贫弱书生，该做的也只能是从事于纸上谈兵的策略性行为，那么未来的某个时刻之后呢？也许还是。这是读书人的悲哀。思想付诸行动有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思想自身的未完成性决定了行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历史的演变常常不仅是偶然与必然的辩证过程。某个历史角色或者事件所起到的社会功能往往与其对自身的期待大相径庭，比如拿破仑，比如希特勒，比如毛**。“岂有文章绝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 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容忍如巴赫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一样，这个社会应该为了复调性声音的存在而构建适宜的土壤，确保每一个独立说话和对话的个人的“个性”得到保证，并且不断地在上面和人民之间、在人民和人民之间进行“大型对话”和“微观对话”，而不是只为了自己某个特殊集团的独白欲望和自大也自卑的心理。我觉得将巴赫金的术语用来描述一个社会存在的实际目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也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任何伟大的艺术从根本上具有一种反对的声音或对抗的手段，要么在结构上，要么在内容上。 我所理解的复杂性在于，说话者——媒介——接受者，在社会的意义上，这是多么不可理解的流程。现在我以为，诗人被逐出理想国是如此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