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魅力的消逝——读《苏联的最后一年》
嗯，苏联是我们的榜样。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变化，今天我们依然处在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中。我曾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俄国（俄共）由于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邻，其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介入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进程中。1917年俄国沙皇制度的溃败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惨败，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尚为一个小党派，孟什维克等民主党派联盟占据着俄国临时政府的政权中心，但随着流亡外国的共产党回国，尤其是列宁，加强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步伐，终于将民主派赶下政治舞台。 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作者写道：1920年代俄共的领导人将苏联社会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是错误和危险的”。本书的作者是苏共中央的委员，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总体看，论述较为客观，作者列举了很多其他各种看法，而不是拘泥于其中一种。 我们常说的“二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社会主义。实际上，苏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中，中国只不过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一个东方堡垒。他们在民国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赞助实际上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逻辑。“以俄为师”，占据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最近历史学家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出版，分析了中共历史上胜利的原因，强调了我们过去只重视“内因”，即中共自身的组织和国内的历史条件，但没有研究“外因”，即国际环境和世界政治局势，他说如果没有当时俄国的介入，没有二次大战，没有整个世界都在革命浪潮的洗礼中，中共是不可能走向胜利的。我觉得此说法既暗示中共胜利的必然性，似乎又在说，世界环境成就了中共。 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无意在海外加强其统治地位，1990年戈尔巴乔夫由于结束了冷战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苏联解体。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还真是有幽默感。 作者在书的结尾说：“苏联在几十年积累的沉痛的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些经验是否会被合理的运用呢？”此外作者还有一个判断：“苏共的建立不是靠民族命运和传统的共性，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的信任度减弱后，那么苏联大厦的党政骨干结构必然要倒塌。”我觉得从这里可以联想到了几个重要信息： 1、1949年以后的建国史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抹去中国传统，其国家权力基础通过严密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信仰直达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政权体制完全不同与王朝体制，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国家控制手法上，通过意识形态来统一整个社会的思想与行动，同时排斥不同意见者，而将整个权力从上至下形成一个较为集中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里才是名副其实。因此，可以相信我们父辈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坚定的，而当它被摧毁时，他们的痛苦和回避也就是可以理解的。 2、80年代的“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观念在这里就是值得怀疑的了。皇权制度与政党政权体制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个档次的。文革从这意义上可以解读为“用封建的方式反封建”，“用传统的方式反传统”。它极力要打击的是整个国家体制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用意识形态的魅力来消灭异己，消灭思想中的非正统意识形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洗澡”，都是要消除思想的“不洁”。因此，说文革是封建复辟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它本身又是反封建官僚主义的，之所以造成了灾难，完全是因为不是通过法律和秩序，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削弱国家权力和权威，在国家和党的权力之外建立新的权力来源。因此必然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争夺和投机。 3、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被削弱，可能要归结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超强魅力。五四诸君的那些批判还只是牛刀小试。中国改革开放在吸取西方技术和资金的同时，无法阻挡文化和观念的冲击。现在确实是一个混在和多元的时代。而国家权力来源之一的正统意识形态魅力是不是丧失了，政权的威信是不是在减弱，见仁见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而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魅力。这和政党本身的历史和不一致的。本书作者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任何新的改进，而中国的邓小平则首先在理论上澄清，清除了改革的障碍。对于一个依靠意识形态魅力建立起来的政党来说，不首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是每届政府都会出台新的口号。这也是面对新的时代所采取的应变措施。但具体效果如何，我们说了不算。 4、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想回避的话题。这是我们上一辈的历史黑洞，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盲点。如何判断历史是不是取决于如何判断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最近的富士康和工人罢工等事件，可以看到社会上大部分是同情工人，而不是相反。而李嘉诚很精明的站在郭台铭这边，呵呵，资本家阶级统一战线。30年代上海三友社工人罢工时，上海的资本家阶级相当强硬，让当时的国民党非常棘手。猜猜看，国民党站在了谁的一边？传说代表大资本家阶级的国民党站在了工人一边，对上海的资方，发了一通火药味十足的电文，且在报纸公开。工人组织也非常聪明，采取哭诉、绝食等软手段，既博取了社会的同情，也让国民党政权无法镇压，继而不断命令上海当局强迫资本家开工，保障工人权益。上海地方政府对资本家统一战线相当软弱，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因此最后失败的还是工人组织。如果地方政府与资本家不是两个独立主体，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利益共同体下受伤害的只会是那些弱势群体。与民争利何时休？ 5、意识形态魅力的消逝，造成了合法性来源缺失了重要的精神支撑，而成为利益集合体。合法性来源如果单一，当然会非常脆弱。举例，1991年，部分党员公开与苏共决裂，而所有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其实不久前都还是积极的苏共党员。这说明苏共的权力基础是利益联盟，而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魅力。它的政权合法性非常单一，脆弱。寄生在利益交易基础上的效忠，肯定会作鸟兽散。这一分析对体制内外被cp收买的知识分子同样有效。现实的利益投机，未来的政治投机，就是他们的写照。如今的公务员主宰的时代，政治精英们腐化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 6、国家权力的削弱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的增强。联邦制成员国必然要求主权独立，继而是经济、社会、军队等一切独立国家必须具备的国家机器都会要求拥有。 7、“民主走进我们的时候，带着很多不足，缺点和错误，但它没有把整个社会分成红、白两个阵营。” 8、很戏剧化的场面——一位苏共代表问：“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戈尔巴乔夫说：“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意见者的行为。”本书的作者也写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不是只有政权形式决定一个民主国家的生活，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最主要的是存在着由各种组织、运动、党派以及他们之间的文明竞争所构成的公民社会。如果说我们国家过去的极权制度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其他政治潜流和党派（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政治潜流）的行为是非法和犯罪，那么现在取消共产党，停止其活动和没收其全部物质财产的企图也同样地肆意与非法。……对于一个政党来说，经受挫折与苦难未必是坏事，苏共不能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让那些民主派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或者两个强大的民主党派，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在法律和宪法的范围内从事自己的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笑着读完这段话的。哎，我心里不阳光。 9、作者说：“党的肌肉很发达，但免疫力却很弱。”苏共和国家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是同步发生的。这是一党制国家的悲剧命运。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改革者，虽然也说：“推迟争论，着手干实事。”但并没有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就，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因此，人民对他没有好感。 10、苏共不知道有多少财产藏到国外。哎，原来政党的财产和国家的财产混在了一起？太可悲了。 11、1991年，《共产党员》杂志改名为《自由思想》。——看到这一点，我也笑了，历史总是这么令人啼笑皆非。 12、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称赞戈尔巴乔夫，唯独中国的新华社谴责他和他的“新思维”，说他把国家搞混乱了。——新华社威猛，不随波逐流，干预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13、作者：“他无力控制被他所解放的社会及知识分子立力量。”——嗯，他不像其他人那么强硬，敢于动用军队，他不配做一个政治家，没有政治家的铁血。 14、皮特·德鲁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是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来锻造统一的枷锁。这样的改革能成功吗？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改革失败，俄罗斯势必要回到斯大林时期的镇压制度之下。即使经济上的改革取得成功，也不会达到预期效果。”作者说：“他的逻辑很简单：经济的提高与发展和地方分权是紧密相连的，这必将导致分离主义，而这是苏共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容忍的。”——与美国的邦联制不同，当时的建国者想的是如何限制联邦政府的中央权力。经济一旦发展起步，再想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了。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各种被打压或曾经在沉默中消逝的力量都会重新起来。 15.、“弱风能将百年老树推倒，如果这棵树的树干已经从内部腐烂了，我们能将这阵风称之为老树死亡的原因吗？”——弱风指的是西方力量，老树指的是苏联国家体制。很不错的比喻。即使国际势力在起作用，也是自己内部达到了一定条件。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一阵弱风也会吹倒他。 16、“叶利钦的唯一武器就是对特权的煽动性的批判。迎合了老百姓渴望强人领导的心理需求。”——作者比较反对叶利钦。但这句话非常好，值得警惕。越是社会剧变时期，利用民众的不满渴望上位的，好愿望会很快变成坏下场。 17.、“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特权阶层已经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它包括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以及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绝对服从“上级”的干部队伍。这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只不过保留了一些社会的外部特征而已。”——最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斯大林对人民犯下的错误不会得到原谅。卫国战争是人民的功劳而不是斯大林的。 18、1987-1988，戈尔巴乔夫将民主化，公开化，政治改革提到首要位置，这一举措得到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但由于物质匮乏，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冷淡。——还是老百姓关心的实惠。请看下面的一个调查。 19、1989的民意调查，60%以上的人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时，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30%的人认为是农村和农业的复兴，25%的人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是民主的社会。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成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结果。不过这个调查的抽样人群是什么构成没有说明，因此数据不完全真实。如果现实可能的话，在1989过去20年后的今天，再做这样一个调查，我想结果会非常震撼——不排除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