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記

伪程序员发明的古文翻译机，准备申报银河系“十九五”重大课题。 毫厘之辩，见诸似而不同处。 古今学术，见木更须见林，知人更须知世。以一二断语残言，几个东西概念，杂凑之，拼贴之，皆不根之论。 无深润人间世相之功，无蹈虚而不为虚之力，活于世，囿于时，拘于势，真学问真情性真问题，未之闻也。 什么国家主义，什么个人主义，什么上根之人，什么东西南北，吁吁，拾枯枝以为狼牙棒，视世人徒有天灵盖矣！ 子曰三十而立，吾亦途中人也，悲夫，昔时年少轻狂，送日月，望穷愁，苍苍之天地，逝者如水之逐波，或悔之未晚可也， 君不闻卓吾李温岭七十有六穷道不容已，以生之有涯穷究无量之境，吾途中之人，仰之，慕之，习之，可无憾矣。 吾辈至此求学非求名，求道亦求友，时时切琢不已，方可成人，寡学必孤陋，陋岂有学乎！思之怃然已矣。 长江出三峡，始知通大海。吾生有涯，曲折弯道虽不可弃绝，然断不可犹疑不察焉。

“书匪”冉云飞 以酒佐书，坐看云飞 类别:人文历史      版次:GB32   版名:南方阅读 书房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08 摘要：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假如哪天你失去自由，只允许你带三本书进去，你会带哪三本？”他略为沉吟，说首先会带一本字典，第二是一本没读过的(当然必须是分量比较重的)，第三就是一本经典，可以反复翻阅，“这样不会让你觉得寂寞”。     冉云飞愤世而不嫉俗，他对社会的进步，仍持乐观态度。     楼下的古籍柜，有“神将”把门。        上海中华书局刊行的初版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光绪十年首印，民国七年重编的蒙学教材。     冉云飞     杂文家、学者、作家，重庆人，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尖锐的秋天：里尔克》、《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你‘相思’的不是我”     跟冉云飞出去吃饭，他会顺手抄上一本书，说等上菜时，可以翻几页，“先充充饥”。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假如哪天你失去自由，只允许你带三本书进去，你会带哪三本？”他略为沉吟，说首先会带一本字典，第二是一本没读过的(当然必须是分量比较重的)，第三就是一本经典，可以反复翻阅，“这样不会让你觉得寂寞”。     是这样的一个书痴，以“匪”自居，并把自己的书房起名“反动居”。我想，他取的应该是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意。     谁也没想到，这“反动居”便藏身于四川省文联的宿舍楼里，兜兜转转爬上八楼，我喘息未定，便被满满当当的书给镇住，一时间竟忘了呼吸。书太多，空间便显得逼仄，主要的藏书处，在天台改成的阁楼上，十几个分内外双层的书柜，书都差点挤破了头———这些是他平时常看的书，分宗教学、民族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廿四史等专柜；楼下三个像老式衣橱的大柜子，放的主要是古籍；天台另一侧，是一个加建的档案室，约8平方，放的主要是他淘来的民间档案资料。我问冉云飞，可曾统计过藏书量，他说，大概三四万吧，还有一些放不下，暂寄侄子处。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是纪晓岚的对联，冉云飞说，他太太把这对联戏赠给“反动居”，并说：“你‘相思’的不是我。”     江湖著名淘书高手     没错，世间能让冉云飞“最相思”的，除了书，应该再无别物了。聊起淘书，他自认是高手，但仍旧会有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惨痛的经历。大概是在2003年，他在朋友的旧书铺里发现了二十来册零散的线装书《刘申叔先生遗书》，是难得一见的严渭南刻本，价格也不贵，当即决定买下。可当时身上钱没带够，也忘了跟朋友打个招呼让他先把书留着，等他办完杂事，带着钱回到旧书铺，那套珍版书，已成了他人的囊中之物，让他枉自嗟叹。     从读大学开始，冉云飞在旧书市场淘了二十多年，成都就不用说了，全国各地的旧书市场，哪个地方有什么好书，他了如指掌，比当地人还熟悉。他几乎什么书都收，只要认为有价值的。每到一地，他会注重去收当地的文史资料，比如在广州，单是岭南文库，他便收了几十种。也因为眼光独到，名声在外，外地的书友都经常请他指点淘书，或“遥控导航”，或亲自带路。这次到香港，他花了40港币，淘到了英治时代人物、香港前布政司司长钟逸杰撰写的回忆录(陶杰翻译)，小小的得意了一把。他去的那家旧书店，连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在网上听他一说，都表示惊讶，而书店老板知道他去了，很是高兴，一定要请他吃饭，并讨教淘书经验。     这二十多年下来，冉云飞已记不清，他到底淘到了多少好书。他随便抽出一本，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初版，就看得我口水直流。国内的古籍不说，单是港台版书籍，就有至少几千本，知道他好书，同道中人都会给他带书，包括梁文道，他偶尔到大陆来，也会给冉云飞带几本他喜欢的。     冉云飞承认，他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场价格很高的，但他看重的，还是每本书自身的价值，即里面蕴含着多少能为己用的内容。所以他跟别人不一样，不仅淘书，也淘原始档案、老照片、书信、教材等。当然，这些都不仅仅是为收藏而收藏，而是研究、写书的需要，用冉云飞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本科生，我没有真正系统地接受过学术训练，没读过硕士和博士，都是自己瞎琢磨。”     没有书，那会要命的     冉云飞强调，他淘书，不是为了增值，而是为了阅读。他说，因为自小家里比较穷，有书读就很不错了，所以他读书没什么怪癖，外面大吵大闹，他照样读书写作，不挑三拣四，不受情绪左右。     每天，如果没有写作任务的话，冉云飞会早上起来写完博客，就关掉手机，坐在家里面看书。下午有写作任务就开始写，可以写到晚上。有应酬也会去应酬，没事就不下楼，呆在家里面看书。有时应酬多，但他能控制自己，认为不必要的应酬就不去。     非要说他读书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便是以酒佐书——— 当然是啤酒。夏天，他把啤酒当饮品，看书时，常常不知不觉便喝掉六七罐，每天消耗的啤酒量，都要在十罐左右。问他如果书和酒只能选一，你选哪样？“那当然是书。没有酒还能忍，没有书，那会要命的。”但他记忆力过人，喝酒再多也不受影响，该记住的东西，他一样记住，最不喜欢说的，便是“我Google一下，百度一下”，“比如去演讲，有听众提问，你总不能说你等等，我上网搜一下吧？”他的主攻方向在文史，但也会涉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否则，知识储备总是不敷应用的。     这个社会没人批评不行啊     冉云飞的写作，是公民写作，他写博客，点评时政，二十年来，风风雨雨，他从没停过，也从不想发表不发表的问题。他说，当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尽一点社会责任。     [...]

按：下面是读书时的杂记，有的是摘录，有的是杂感。有兴趣可以读读。有猛料。我自己则存照，备用。   孙中山批评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 国民党实际的政策表明，他的政策并不是专门代表某一阶级，某一阶层，他实际上试图调和所有阶级、阶层的矛盾。从他的党员群体来看，主体是中下层的知识青年，并没有明显的来自职业或阶级的利益倾向。 中位数理论是一个在民主选举中得出的结论，它对于非民主社会的政党竞争有何解释力？通过上文中对国共两党的“代表策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非民主的政治体系中，在某些非常规情况下，对某些敏感而没有社会共识的话题进行深度挖掘，利用这一话题分化社会群体，然后采取极端立场，反而可以更加有力动员政治力量，赢得更加广泛的权力基础。“党”治史，还是“治党史”？——评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尹钛 中国人历来一盘散沙，这也是有好处的。 国民党称民主集权制， 个个党员须牢记，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俄共模式，将党放在国上 孙中山：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为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 “先有党造出一个国来” 中共早期，五四知识青年为主体。 政治参与压力   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 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 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国民党除了几条具文的纪律之外，泥的纪律也配不上。p81 国民党，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   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潜伏的共产党，成为日后的间谍？   军绅政权 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组织力量。 国民党由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以官僚政客为主体的执政党。 红色贵族，资产阶级政党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清党后国民党避讳谈阶级 国民党甚至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夺回，归还给原来的地主。……国民党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而在地主阶级看来，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p114 地主阶级抵抗和地址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和扩张。 处理劳资关系恰当 两不讨好 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在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122 三友实业劳资纠纷，工人阶级拥护国民党中央的决策。 资方与国民党中央的较量 上海资本家以法治为武器来抵制党治，大出南京政府意外。 “约法非为保障绝对私权而订定，其许人民得营业自由，然自由不得自由者在，如国家之独占事业及禁止营业等皆是也。” 如任何私人资本家敢认为本党扶助劳工，兼顾劳工利益，即为恶例，则三民主义只本党亦有勇气开此世界为有之恶例也。 警告资本家若一味曲解约法，持财硬干，上抗中央，下压工人，显明其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将是中国资产阶级自取灭亡之道。——陈振鹭 尊崇法治，指责国民党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 上海资产阶级以民权对抗党权，以法治抵制党治，否定国民党对国家政治资源独占垄断的合法性，同时抵制国民党政权权威的控制。……城市资产阶级感到其自主权受到国家权力的侵蚀，其自由活动空间日益缩小。 国民党党治权威并不强大。 工会组织的合法性。 执政党的性质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从其言论上见出，而要从其组织、代表的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出发。在中央集权下的地方政府运作中，权力的扭曲变形无疑早已改变了执政党的权力基础。自掘坟墓，自残的行为。 主要是维护其统治秩序。 工人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的？三友社工人用各种策略将自己的生存困境推演到危机社会的安定，因而是政府所不能回避、推诿的紧要问题。 国民党执政后宣扬代表全民利益， 为什么提倡和谐社会，在利益面前，是无法和谐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性质和统治阶级的性质和权力基础都是大可怀疑的。《宪法》所申明的与社会实际情形完全不相吻合。中国未来究竟走向哪里？谁能拭目以待？ 法理形态与实际形态。 萨孟武，模棱两口的政策为两者同时抛弃。 以党治国是孙中山所设的军政向宪政迈进的过渡阶段。 汪精卫：国民党的政权是费代价而来的，谁个不愿意，也须费点代价，想政府无故而拱让，是做不到的。 谁打江山，谁坐江山。 张晓若致胡适：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须知中华民国乃总理所缔造，无论在任何时期内，不容他党之并存，更不容他党之执政。……为开放政权之说者，实未加深思，本党既未从民众手里夺取政权……本党之政权乃从满清及北洋军阀手里取得，换言之，则人民已失去政权，本党从而收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