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記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断断续续直至今日方彻底读完，关于晚清史（1800—1911），这一百年，以及此后的一百年，对于出生于一个非常重视史学的国度，并且又因特定的时代原因，晚清至中国现代的历史，无论从历史轮廓还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在我们的成长历史中，其实已经受教太多，有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甚至是耳熟能详， 因而，读这一时段的历史，不是要了解这一百年里，这个国度曾经发生了什么。恰恰相反，我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百日维新……这些事件以及参与这些事件中的人物，我们的历史教材已经讲述了太多，重新介入这段历史的学习，需要的是进入历史的角度，以及因其视角而扫过的被遮蔽的当此时。 整体说来，剑桥晚清史（上）是一本比较易读的史书，除了开篇有些语句翻译之外。这本书分为几大章节：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条约制度的形成、太平军叛乱、中俄关系（1800—1862）、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清代的中兴、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其实上卷的主要笔墨都倾注在鸦片战争前后至1870年，通常所说的第一第二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段，当然，过于突出这一时段的外敌入侵的鸦片战争，反而容易让人忽略这一历史时期对中国创伤更大的太平天国（1951—1864年）以及其后的捻军。 读此书，收获甚大，其一，称得上开辟蒙昧的是’“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两章节，尤其是第一章节，给我的震撼何其之大，对于一些我们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由来如此的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惯性认识，或许，所谓疆域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对与错的问题，有的只是历史先入为主的区别。 第二个巨大的收获，当是彻底颠覆了历史线条化的教条式书写。历史的书写，从来都没有公正可言，在中国尤其如此。通常的半个世纪，甚至始于辛亥革命以来，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关于晚清整个统治集团，几乎是被贴上了腐败、昏庸无能等等标签，可以说，晚清的代名词就是屈辱、腐败、懦弱。我们的民族，将一百年的落后、屈辱、失败、血泪，很是快意又轻松地一股脑推到满清统治集团身上，他们是历史和国家的罪人。 又或者到了后来，当这一罪人集团伏罪了，此时的历史还是需要这么述说，因为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尊严和执政党的“理所当然”.“正统”。我们几乎从来不见在我们的史书上有对晚清统治集团中任何一人的赞美，哪怕是中肯之词。 读罢此书，心生无限感慨，从晚清至民国，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存亡与自强奔走不息的何止一代人，又何止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无论是满清王朝的恭亲王、文祥、乃至同治、光绪这些清帝，还是汉族官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窘境中，在历史的有限视域里，始终有那么多的奋发图强而不是昏聩腐败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在励精图治，试想，将后来被奉为时代英雄的任何一位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与位置，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呢？ 19世纪至20世纪，这一百年是中国从近现代蜕变的阵痛期，如果说，与现代化的接轨是时代的胜利，那么这个胜利，绝不是仅仅是康有为、辛亥革命、共产主义运动这几个简单搭建的，恰恰相反，这份胜利，应该是从晚清一步一步走来，现代化的历程正是由他们开启的。只是前人播种，后人收割，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罢了。 很有意思的是，当我看到曾、李等等人的改革得到统治者的同意，倾注大量国家财力搞洋务运动时候，无论是决策还是准备，都朝着成功走去，可最后却一败涂地。这里面就是大量的侵蚀入这一运动内部的腐败，洋务运动不得不依靠地方官员和势力进行具体的操作，于是，地方官员当然都知道这个朝廷投注大量财力搞的东东是个大肥缺了。那么，为官只为稻粱谋的地方官吏以及恶霸势力，自然要拼了命的把子嗣或者自己塞进这一肥缺中了，这就有了后来改革家们倾注了心血打造的那么多新式军火，却都成了一摊废铁的结局。 从这里，我发现，不是某个统治集团的昏聩腐败或者某些治理国家的群体腐化愚昧，恰恰是一两千年的制度积习和文化梦魇，汉族人将历史的耻辱一股脑推到满清统治者身上，于是有了驱除鞑奴的革命，殊不知，鞑奴就是拜倒在咱们汉人的儒家文化和帝王制度之下，才有了固步自封的几百年。 历史仿佛有点自嘲。不想再说什么文化决定论，但仿佛还是它最能说服我。 （注：从9点开始写，一个小时后被一些杂事打断，万分可惜，其实有好多想法，比如关于太平天国、关于基督教以及关于不敢随便发表观点的新疆、西藏疆域。） 补记：此书将鸦片战争以及通商口岸、条约，等等西方列强与华的历史事件，过于突出了“贸易”这一说法，看此书，让人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来华不是为了掠夺权益，而仅仅只是为了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一样，这种写法，未免有些冠冕堂皇。虽然我对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掠夺所知并不太多，但这种以贸易经商为表象的资本主义扩张，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好处，给中国人民带来福利。就像所有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一样，无论他们在华新建了多少医院，创建了多少学校，根本上来说，这些都只是将基督吸收教徒过程中产生的附带结果。

历史学家倾向于把19世纪清帝国的历史看成一个衰落时期。欧洲人取得租界和疆土，叛乱损害了内部的安宁，但是在19世纪清帝国和中国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说清帝国这时在衰落中，中国和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力量，则正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中国已经同化了满族统治者。为了战胜叛乱以求生存，王朝被迫打破了满族旗人的军事垄断权，并把军队交由汉人指挥。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p341 这段文字对于我来说，之说以是新得，其一，与我所接受的历史叙述不一致的是，它所述说的历史，将中国指代满、蒙、新疆、西藏之外的黄河、长江流域的汉族范围，其二，在作者看来，清帝国的统治力量衰微，却正是伴随着汉人力量以及汉文化上升。（汉族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汉人向边疆移民，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生活日益穷困，并非掠夺，而是汉人的勤劳和商业头脑；另一方面，汉文化对满族统治者的同化，并因为太平天国的缘故，汉族官员逐渐参与朝廷政事） 如果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很难说清这样一本出自西方世界的，虽是华裔写成的历史书，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目的。 但，至少，让我知道了，第一，20世纪我们国家版图的由来，第二，书写的历史，都是沙滩上的一张脸。 很能开拓思维的一套书，非常遗憾的是，此书在大的线条上清晰，比如章节，具体到每一章节内部，确实相当的混乱，读起来总有种，作者想到哪就写到哪的错觉。难道和我一样，犯了思维漂移的毛病？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该学一学太史公，看看《项羽本纪》那份利索和精神气。

逼仄的小巷子，随意乱泼的生活脏水，网吧，便利店，开水供应点，成人性生活用品小店，私人小诊所，书碟出租屋，油烟熏黑了墙壁的小餐馆，嘈杂的音乐满地打滚的理发店，硝烟袅袅的烧烤摊。如果你曾经打这样的地方走过，或者曾经在生活设备齐全到富余的小巷里生活过，那么恭喜你，恭喜你有幸切身体会了21世纪中国的新一代独特群体的历史角落。 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聚居村，如今网络上赋予了它“蚁族”这么一令人心酸的称呼。正如《蚁族》中所说，蚂蚁有着高超的智慧和超强的意志力，显然，蚂蚁是卑微的，弱小的。月收入徘徊在千元左右，大多从事的是诸如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广告营销以及餐饮服务。廉价的房租和交通便利，给予了他们奋斗和梦想在大城市的微薄安慰。 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甚至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失业随时可能降临。除了看不到的人生梦想，还有为背后遥远家乡制造“我很好，工作很不错”的层层虚荣。比之农民工，这是一个已经形成却并未浮出水面的弱势群体。头顶着“大学毕业生”的光环，承受着无言面对含辛茹苦父母的隐痛，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连哭泣都显矫情的大城市，或许，窗外就是一平米几万的商品房。没有成比例的工作收入，没有房子，没有伴侣，没有尽人子义务的丝毫能力，在濒临三十而立的人生悬崖边，梦想是曾经的。 就是在这一个群体出生的年代，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翻滚在大街小巷。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欢乐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历史往往给予人意想不到的结果，非常遗憾，这结果从不是惊喜。 如果我们是历史的苦果，但历史又为何不将这个苦果赐予它的制造者？而是强塞给我们咽下？ 20世纪清朝的灭亡，通常的说法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满清政府的的腐败无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清政府的腐败的根底是中国文化因子，攀人情，讲交情，官官相卫等等。从思想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是五四以来我们的定势思维，从梁启超到鲁迅到当代的许多文士，要医治的是心，是脑，身体的病倒是其次。很难说，以文化救赎文化，从精神解救精神，这一思维起点是不是带有文人“耶稣受难”的心理情结。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所说：“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18世纪的发生的变化，决定了19世纪以及此后的中国，领土扩大了一倍，最为显著的是西藏和新疆等进入了版图。关于人口，站在21世纪的门口，回望我们今日立足的土地上曾经仅仅有1.5亿人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17—18世纪的安宁和平时段，中国的人口从1.5亿翻了一倍，历史再翻了一轮，抵达了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叶，4.5亿。至于此后的五十年，我们的人口怎么从4.5亿吹气球般吹到了13亿，天之地址你知我知。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19世纪是中国教育腐败的时代，教育的腐败逐渐导致了政治体制的腐败沉沦。促成教育腐败的一大根源是人口增长。 据史书所载，按官制，19世纪初，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万名文官和7千名武官，但全国已取得最低一级功名的普通士子人数逾100万之多，在这一百万的群体中，有三分之一是按规定的价格向政府捐纳而获得的身份。如果单从这点来看，很容易理解成政府财政亏空，政治腐败卖官鬻爵。但事实是，随着农业人口的激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科考之路。加之各地书院的兴起（可交流与指导如何更好地应对科考），科举考试的日益规范化，这样一来，通过寒窗苦读走上仕途之路改变家族命运就变得越来越具备“可操作性”，显然，这只会更加刺激读书人通过科举求发迹的行动力。然而，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还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随着人口数的激长速度增长。期望获得功名以求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数又是如此之多，获得这种社会地位的机会却是越来越难，竞争也就日益白热化。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比较合理、畅通的人才流动（向上）的通道，这既是社会稳定秩序的必要，更是良性循环的关节。假如社会所能给的功名名额是一千，竞争的人数有10万，那么在一定的约束力之下，通过公平竞争让优秀者浮出水面并不难做到名至实归。但是，假如名额是一千，但需求这个功名的人数变成了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此时此刻，人们还能否遵循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树上有十个苹果，二十个逃难而来的饥民，大家通过商量能很冷静地分配苹果，200个人来了呢？如此的境况下，掌握功名分配权力的人，或者有能力影响分配的政府体制内的官员，从小小县城到道台、总督、巡抚，直至权力中心的官员。需求者如同蚂蚁无孔不入，贿赂。 教育变成为了应对科举八股文的专业培训，科举选拔更大程度上成了家族关系资源和财力的比拼，想要流入上层社会的人汹涌而来，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并未更新。除了正面的考试途径，更多更切实的还是贿赂政府官员，教育的腐败一步步蚕食了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关于资源分配失调的问题，于是乎，清朝的盛世繁荣在19世纪风雨飘摇，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唯一之原因。 当我们读小学时候，读大学是不需要钱的，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一脚踏进了黄金世界。无数穷苦了几代的家庭以一种朝圣般的心情，一步一拜地匍匐在供儿女上大学的嶙峋道路上。他们压上全家的身家性命将孩子用力托起，力图举向社会的上一个层面。今日看来，孩子浮出来了？还是推到了悬崖边？ 教育是什么？ 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