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亦无知，无知更读书

平生 Posted on 12 四月 2010

今天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读到下面这段话，不禁哑然失笑。中国人向来在“性”的问题上从不缺乏想象力，对生殖能力的想象当然也居世界前列。读来感觉很有意思：“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矣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

有人说这是性别的文化想象和象征，或者是隐喻。而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话语”本身的结构或特点，比如像“毒草”、“资产阶级尾巴”、“牛鬼蛇神”之类，还有《共产党宣言》第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而德里达的一本著作名字干脆就是《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的著作似乎充满了这种隐喻的话语，也似乎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发明了多少聪明却害死人的话语。除了文学性语言自身的功能外，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比如说思维结构、思想方式，甚至是汉字的某些特点？这个很有意思。

世界之大，似乎只有这两个文明可以互相砥砺。而“结婚”能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也只能“大抵如此”了。中西文明结婚的结果也不一定是“育宁馨儿，以亢我宗”，还说不定乐颠乐颠娶的这个“西方美人”是个无法生育的美人，连“果”也“结”不成。这倒是一种好的情况。最难过的是生出来的不是“宁馨儿”，却是一“畸形儿”，这才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情形。不过更糟糕的情形是不是这样：这个宁馨儿成功出生了，却完全不像其父亲大人，影子都寻不着？谁该为此负责？而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这样一个分娩的痛苦过程？整个二十世纪都是？甚至还需要更长的产期？新人难产？我想知道这个娃娃的头出来没有？是黑发的中国娃还是一个卷毛的洋娃娃？可惜现代科技帮不上历史的忙，不然就可以检测出这个孩子是否健康，是否有问题。鲁迅曾经非常恐惧的一点的就是历史循环论，这可以说是他精神世界里最黑暗的部分，我到现在更加认为，鲁迅的所谓信奉进化论，不过是找到了一个“鬼气”可以暂时缓冲的出口，一个自我安慰，一根救命稻草。他的巨大痛苦在于这根救命稻草太短，太不结实，不够贯穿历史的长度。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走出了自身的传统，这个混血且健康的“宁馨儿”的出生也就有了最佳的条件。可是条件永远是被创造的，永远在过程中才有价值和意义。摸着石头过河，摸不着石头是不是就不过河了？

人类社会发展到如今，西方文明（其中的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发展的主流方向似乎人人都不能简单否认，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东方文明的传统也在迅速地涂抹西方的油彩。今天读陈丹青《退步集》里的一篇文章，名字叫《中国人为何要画油画？》，全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中国人无师自通，叉开两指做出‘V’字形状代表胜利？又是为了什么，中国人在踢进或被人踢进一球之后，立刻会有数千万倍中国人在大街上狂叫疯笑，或在电视机前捶胸顿足，甚至砸烂电视机？……为什么我们使用电脑、上网、发‘伊妹儿’？为什么我们道别时要说‘拜拜’？为什么几乎所有招牌或文本都要标明拼音字母？为什么一个学生的外语考试还差几分就被校方断然拒绝？为什么中国所有大学生政治考试的试题是背诵那位德国籍犹太人马克思先生的伟大言论？为什么阴阳四时通行公元年份？为什么中国的度量系统通用欧美标准？为什么国家出版法明文规定中国境内出版物一般不许印制中文繁体字？”

这不是一个帽子“文化保守主义”就能说明的，这里面其实有很深的忧患意识。我现在觉得，一个民族只有愈加的开放自己，使自己的胸怀更为宽广，视野更为开阔，他才能甄别真假、虚实，才能选择更好的发展路径，选择更好的“方法”。陈丹青这篇文章很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的文化焦虑、危机感依然很深的延续到了这个新世纪。中国古人的文化自信让我们今天的几代人感到难堪。从张之洞、梁启超一代知识分子、读书人以降，这种文化意识上的自信和优越感渐渐衰减，到鲁迅、胡适等五四一代，这种自信更是近于无，不以为荣，反以为耻，激进的立场不是建立在文化自信上，却是出于否定的激情。而胡适和梁启超又不同，他将中国比喻为“东方美人”，西方此时则成了男性的代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向往的情形是这个“西方俊男”赶快娶了我们这个沉睡的“东方美人”。可惜这个俊男对婚姻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嫁妆、只是白花花的银子。他不是用温柔的嘴唇亲吻并唤醒我们这个东方美人，而是用冷冰冰的大炮（毁灭肉体）“亲吻”和香喷喷的鸦片（毁灭精神）唤醒了这个睡梦中的东方美人。至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情形，那就不必赘言了。而今天，我们在西方文明浓厚的油彩下面，自信从哪里来？

陈丹青最后的回答是四个大字——我不知道！

真不想说，天假我以年，恐还是这四个大字：我不知道。

苏格拉底曾说，我知道我不知道。他其实还是知道的，我们却只有：不知道。这是两种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