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哥”的政治学

平生 Posted on 16 十一月 2010

一旦穷人被审美化，贫穷本身就离开我们的社会视野”，只有成为一种对于人类状况的他者、异化和偶然性的消极描绘。当“贫穷与无家可归被利用来为审美愉悦服务”之时，那么伦理学确实被美学所淹没了，由此将招致卡里斯马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苦果。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p420

1) 概述事件发展过程

“犀利哥”事件有两个层面需要关注，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即事件的来龙去脉，传播路径。二是各种机构组织（媒体、政府、资本企业）和个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响/诠释/行动。本文力图超越泛道德论和社会心理学的一般认识，不仅将这一事件本身当作“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本”（text）去探讨主体对文本的接受及其意识形态，更将这一文本语境化（contextualizing）[i]，放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从时尚的阶级视野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文本的诠释”进行诠释[ii]，试图揭示出背后隐藏的社会权力关系、资本逻辑运行和延续的机制和结构性因素。同时，在“生命政治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关照下，探讨艺术生产（电影工业）“创造性”的当代特征。

先来勾勒“犀利哥”的传播路径。“犀利哥”第一次出现在网络上，是因为一个宁波网友在试用新买的相机时在店门店偶然抓拍，“刚好过来一型男”，并将照片作为测试照片上传至蜂鸟网。这两张照片（被转载和PS次数最多）随后被一位高三学生转贴以《秒杀宇内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帅到刺瞎你的狗眼！求亲们人肉详细资料》为题转载于天涯论坛。相片中的乞丐看起来造型独特，衣着另类，表情冷峻，因而获得“犀利哥”之名，受到网民的追捧，被大量转载。其中有四名大三学生自称连续几天在各大网站、BBS转贴，为此“犀利哥”才在网上火了起来[iii]。在台湾娱乐节目《全民最大党》上，艺人吕孔维模仿了“犀利哥”的造型。随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越南等许多国家媒体和网站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英国《独立报》将犀利哥与英国明星做了对比，认为两者很相似。许多宁波网友表示要抽时间去街头“追星”。几天后，一则名为《宁波的帅哥乞丐只是一个可怜的人》的帖子出现在网上，网友的关注视角开始出现变化，国内主流媒体关注角度也开始发生变化。随后，宁波市政府要求救助站务必找到“犀利哥”，救助站和热心网友曾找到“犀利哥”，但犀利哥在过度关注下惊慌失措，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并拒绝前往救助站。之后，一位徐同学在网上看到“犀利哥”视频后，觉得很像他一个邻居的哥哥。他这个邻居叫程国圣，哥哥程国荣11年前出外打工后音信全无。2010年3月5日，“犀利哥”与家人在宁波市求助站相认。“犀利哥”真名叫程国荣，江西鄱阳人，34岁。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家境贫苦，多年前离家打工至今音讯杳无。两年前，父亲和妻子因车祸不幸亡故。至于其目前的精神病况，家人亦表示不知情。此时，犀利哥的身份明确。媒体关注焦点又发生变化，开始深入到程国荣的老家报道这位在网络上红起来的人在回到凋敝的乡村社会后，村民的看法以及社会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至此，可以说是第一个传播阶段结束。

接下来，回到乡村的程国荣及其家族并不能平静，新的介入力量又开始粉墨登场。程家不断接到各种老板的电话，每天都有大量的电话打来，这些电话有工厂企业、文化传播公司、演艺公司的，也有热心的网友与策划人的。2010年5月1日犀利哥受聘于顺德碧桂园农庄担任时装表演部门经理，进行了时装处女秀表演。随后又被邀请体验某物流公司的“配送”工作，“借此实现自我价值，自食其力恢复人际交往能力”。

这一事件目前的阶段虽在进行中，却是整个资本生产积累环节中的核心。巨星影业总裁邓建国策划、杭州巨星影业公司董事长、年仅26岁的亿万富姐杨媚媚担任制片人、投资7千万拍摄《犀利哥传奇》（已正式更名为《潮人》），据称电影以犀利哥成长经历为题材，“演绎中国版蓝色生死恋”。

到这里，整个“犀利哥”事件的基本轮廓已经很清楚了。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相当能表征出当代中国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些关键性特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权力的不平等、阶级话语的消失、政治娱乐化或娱乐化政治、经济权力侵蚀政治空间等等潜在问题都可以在这一事件得到真实再现。

2) 犀利哥的模仿与创造：诠释“文本的诠释”

从上述分析中加黑的词语可以看出，当代社会技术如何塑造、固化人的形象。高像素的“镜头”下，人物的瞬间性刻板地固化了身份，如果你注意到整个网络疯传的照片中传播最广的恰是这张“型男照”。如一个网友的诠释：欧美粗线条搭配中有着日泛儿的细腻，绝对日本混搭风格，绝对不输藤原浩之流。发型是日本最流行的牛郎发型，外着中古店淘来的二手衣服搭配LV最新款的纸袋。绝对谙熟混搭之道，从视觉色彩搭配上讲，腰带绝对是画龙点睛之笔[iv]。而犀利哥在路边翻检垃圾和倒在地上的饭菜的照片却无法流传很广。在这种社会倾向性的背后恰恰有值得细究的问题。

西美尔（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对时尚的社会功能和起源有着较为启发性的论述。在他看来，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有着既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72统合和分化是时尚的基本功能。而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上层阶级。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挪用他们的风格……破坏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较高的阶层转移而采用一种新的时尚。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因为单纯的外在模仿是最容易达到的。较低的阶层几乎没有时尚，即使有的话也往往不是他们特有的。[v]

依据上述西美尔的理论表述，似乎可以从那位网友的诠释中得到验证。如其关键词“欧美线条”、“日本混搭风格”、“日本最流行的牛郎发型”，诠释的逻辑很明显：犀利哥模仿、挪用了国际最流行的时尚风格。那么的确是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时尚的模仿了，而反差只是在于身份的颠倒：犀利哥是一个乞丐和流浪者。但在这个逻辑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即“藤原浩之流”的时尚领导者与犀利哥的相似性。再比如英国《独立报》将犀利哥与英国明星做了对比，认为两者很相似。

只要把逻辑倒转过来，西美尔的时尚阶级分野的理论表述就要得到修正。比如，一个翻转逻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两者的相似性仅仅表明较低阶层对上层社会的时尚模仿，而不是上层社会对较低阶层的挪用？[vi]为什么较低的阶层没有“时尚”？犀利哥与时尚领导者的相似性是否讽刺了时尚本身以及领导者？这些问题的理论预设在于，需要对作为结果的时尚进行“图绘”（mapping）[vii]，以揭示究竟是何种力量造成这样的结果和认识（意识形态）。如下面这个场景就很有代表性，可以对上述问题进行侧面的回答。

程国胜却支支吾吾说不上来，后来从记者口中才知道，哥哥出名是因为他“犀利”的眼神和“前卫”的“混搭”。

在重复这几个拗口名词时，程国胜显得不是那么流利，一直在吃瓜子的年轻男人给大家翻译，“就是说他人很精神，穿得又时髦。”

男男女女们更好奇了——

“乞丐还有钱穿得时髦？”

“听说城里人觉得他那根系裤子的红布条最时髦了……”

“但农村人不都经常用布条系裤子吗？那我们也赶了时髦咯？”

人群中迸发出一阵爆笑。[viii]

那位网友说犀利哥的“腰带绝对是画龙点睛之笔”，也就是说，农民的红布条裤腰在时尚的逻辑里带成了一种时尚标志。“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ix]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显然只注意到权力的单向流动，即从上向下流动，而忽视了上述关系的复杂之处。也就是说，西美尔将时尚本质化、功能化了，没有追溯其“何以如此”。

“各种社会机构、惯例可以被看作调和性的力量，它们使两种持续不断斗争的原则在表面上以合作的形式出现。”时尚被看成一种社会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最后达到一种平衡，而较高阶层为了保持与其他阶级的区别，又开始制造新的时尚。这其中起主导性的力量是什么呢？从社会化生产与“非物质劳动”的角度看，时尚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模式（社会想象）的再生产，它得以延续的直接动力在于不断“创造”，而创造的对象就是异己阶级的生活方式（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同质化而没有生产动力）。就犀利哥事件而言，其最值得阐释的意义不在于他无意识的对上层时尚风格的模仿，而在于他无意识的对上层时尚风格的创造。借用西美尔的话讲，“常常是真实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他（个性的人）：领导者实际上就是被领导者”。[x]反过来讲，犀利哥的政治学意义在于，“创造”恰恰是因为他的无意识而将时尚的生产机制和时尚的区隔作用暴露无遗。在这里，区隔不再是“通过将聚光灯投射在精英身上，使普通民众隐身在暗影之中”[xi]，而是相反，通过将聚光灯投射在打工者程国荣身上，使时尚的领导者们暴露在太阳下面——相似即讽刺。如果说“时尚携带了价值观念”[xii]，那么这种价值观念也在犀利哥的无意识中彻底瓦解了。可笑的不是犀利哥，而是犀利哥模仿和创造的对象本身。犀利哥的轻微精神疾患使他的创造暴露出支配性权力的危机。这种危机即后工业时代资本生产方式对人类基本价值和道德领域的整合/占有/生产。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除了关注政治权力对人的扭曲，还要关注资本权力对人的另一种扭曲。也就是说要关注权力的多主体性。

再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较低阶层没有自己的‘时尚’”？换种问法就是，为什么较低阶层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自己的身份认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一定对上层阶级的时尚和身份有认同呢？或者说，“认同”是否是被制造出来的，从而掩盖了真正的反抗力量，使其处在雾中看花的情形里？意义的生产与抗争，可以从下面各种力量对犀利哥事件的诠释中得到体现，所谓对“文本的诠释”进行诠释就是要从语言表述本身去揭示社会权力关系，并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意义争夺的场域。

更为直观的感受是，犀利哥刚回来没几天，县、乡、村的干部们都陆续上门慰问，带来三万余元慰问金，还送了三幅年画，上面印着祖国大好河山与毛主席肖像。

程国珍一遍遍地拿出这三幅珍贵的年画，在乡亲面前一一展示。3月12日这天，程国珍决定将它们一一贴上墙。

年轻人的消失，村口的篮球架斑驳得像根被抛弃的遗物，守在它身边的围墙上，残留着一行业已剥落的标语，“团结全党全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xiii]

政治权力在这里成为讽刺的对象，而乡村社会的凋敝在表述中也被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在一段寻找犀利哥的视频中，一位宁波大婶上前安慰惊慌失措的犀利哥说，“千万不要怕，共产党来帮助你了”。在许多人和媒体看来，犀利哥得以回家是得益于网络的神奇作用。

吊诡的是，没有网络的神奇作用，程国荣不知猴年马月回到家。

这里有种奇怪的错位。消失在社会的打工者被网络的信息权力赋予成时尚的代表而使得各种力量对此进行意义的争夺。首先是政治权力的出场。

宁波市政府主动联系救助站寻找犀利哥，救助站专门派出几批工作人员一条街一条街地找，甚至在媒体刊登寻找犀利哥热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还公开表示，“政府有责任让每一个生命得到关注，也有责任让每个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这些新闻，通常穿插于“两会”报道之中。

温家宝总理的“尊严”论即是这一期间出现的。当然媒体的传播在此贯穿始终，情况比较复杂。真正有意义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不止的是资本企业。

另一名广东老板则希望把“犀利哥”注册成商标，作为其服装的专利品牌。这位老板还好心地提醒程国胜，现在一些做手袋、皮带、发蜡，甚至卖牛肉、紫薯干的商人在拿犀利哥赚钱了，连“犀利哥”的一身行头都标价6666元，“你们可不能让别人免费使用你哥哥的名气”。

这一过程中，程国荣家人的态度在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早期，即程国荣与家人见面时，家庭情感成为主要被表述的对象。起变化是他们回家之后的事情，不断接到各种老板的电话。

作为家庭拥有最高学历初三的年轻人，程国胜一辍学就到浙江台州鞋厂做普工，由于机灵能干，不几年就升为月收入近三千的技术熟练工。他对商业价值的理解也来自于鞋子——专供出口的外贸鞋用料更好，做工更讲究，利润更高。

这些天密集接触了众多记者，程国胜得知哥哥的知名度已经“出口”了。作为帅哥、混搭潮人、奢侈时尚达人、山寨明星的“犀利哥”不但在国内论坛、视频、转帖、微博、播客中被疯狂传播，还登上了英、日、美、新加坡、俄罗斯、意大利的时尚杂志或时尚专栏。

程国胜敏锐地认定，一定要为哥哥找一家资金雄厚、信誉度好、更具商业价值的公司合作，“要做，就要做成‘阿迪达斯’那样的国际品牌！”

另一位本家突然想到，这事儿，要不要也和“犀利哥”商量下？其他人摇头反对，“犀利哥现在需要的是休息、养好精神。”

在这里，始终有一个沉默的主体，即程国荣。他的家族人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的代理人（agent）。其中一个基本逻辑是让程国荣重新“回到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对于之前录制某卫视节目，被传出“紧张到不停抽烟和发抖”以及“出场费高”等负面新闻，弟弟程国圣表示很无奈，希望大众不要在拿“犀利哥”做文章，不要在伤害他。

“犀利哥”家人更担心的是其被网络、媒体过度消遣，一些不法商家的不良动机。“每天都能有100多个电话打来，我们都不太敢接”，程国圣说，“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法律上的援助。”

齐晓峰律师说：“在与他们的沟通过程中，我深切感触到他们面对市场出现的侵犯肖像名誉的问题比较困惑，他们希望通过法律专业人士做一些维权的动作。”

资本的逻辑似乎已经侵入到这个家庭的情感与伦理中去。消失在社会的打工者，被要求重新回到社会，以实现自我价值，什么价值？即作为自由劳动者的价值。对于程国荣而言，人生充满了讽刺和戏剧，似乎绕一个圈又回去了。

读至小学四年级即辍学回家放牛种田的他意识到，要偿还筹备结婚的欠款和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必须像姐姐、弟弟一样出去打工。到宁波打工前三年，和姐姐在同一个工地做水泥运输工的程国荣领了工资就寄回家。

从一个打工者重又回到一个打工者，身份似乎没有变化，但这中间，确实有某种东西丢失了。

在10时许，第一场秀开始了，在强劲的音乐下，10多名女模特儿走到犀利哥面前，邀请他上台表演，但此时犀利哥明显怯场，迟疑不敢上去，其叔叔与弟弟走到台后，不断鼓励他，告诉他只要勇敢走出第一步才能走好以后的路，只有勇敢地站在表演舞台上，才能自信站在生活舞台上。

为了这次首场表演，犀利哥重新包装了形象，头戴黑色礼帽、戴浅红墨镜、身穿黑色T恤、外披黑色大氅，一副上海滩大佬打扮。

如今的犀利哥，原先深邃目光没有了，也失去一脸沧桑感……在清洁华丽服装下，一副沉默寡言、小心翼翼、紧张恐惧的小男人形象；正如周立波所言：犀利哥之美在于自然野生，如果人工圈养就是对其扼杀。

但已失原有神韵。不少观众直言：“犀利哥”不再犀利，反而似“变质奶油小生”。也有观众事后纷纷表示失望，主要原因是期望过高，忘记犀利哥始终是个“病人”。

上述新闻报道中，所引的周立波的话可谓犀利：犀利哥之美在于自然野生，如果人工圈养就是对其扼杀。野生、圈养、扼杀，用词相当精准，如果用来描述一种动物的话。

3)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看犀利哥事件

再重新回顾一下事情的脉络。偶然的试镜头（纯技术）——被高三学生发现，带有审美惊诧（主体意识）——网民找到了新的娱乐兴奋点，兴奋在哪里？混搭，模仿——主流媒体介入，态度变化——人们的焦点变化——政府权力介入——资本介入。

事件的走向到目前的阶段是资本投资以犀利哥的成长经历拍摄一部电影《犀利哥传奇》（现已更名为《潮人》），进入到艺术生产阶段。生产的对象是什么？不是犀利哥本身，而是犀利哥的“成长经历”，即生活模式。电影创意的源泉即是人们的生活模式，从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这种生活模式同时又嫁接在中产阶级的生活想象上，从而歪曲和偏离了犀利哥所代表的阶级的生活模式，从而再生产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目的是什么？当然资本要延续和增殖。而犀利哥事件整个流程被一个主线串联起来：电影拍摄。从因果逻辑上看，似乎是先有犀利哥在网上火了起来，才有电影创意产生，然后拍摄出来给消费者给消费。但将其放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的背景下看，恰恰是电影工业对创意的需求产生了“犀利哥事件”，而那些制造“犀利哥事件”的网友正是资本延续和增殖过程中的产物。因此，“物质性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属性”。[xiv]

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整个政治经济宏观情况，但同时又对主体性及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有着理论上的解释力。从这一角度看，电影《潮人》的出现，是资本积累方式上的改变，即非物质劳动，生产和消费一种社会想象。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不仅是这种想象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关注这种想象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机制。“经济实力与信息控制、形像制造、舆论构建的融合是新权力的本质”[xv]。

美女制片人杨媚媚则坐在犀利哥身边，不停轻拍着犀利哥肩膀安抚他，这时也有人给犀利哥递上烟和打火机，让他为美女点烟，并给自己也点上一根。抽完烟的犀利哥任由媒体拍照，一言不发地紧闭着双眼极为痛苦的模样，这个场面令旁边一位女记者气愤地责问犀利哥家人，到底是谁这样不顾犀利哥的精神状态而逼着他出席新闻发布会。

在犀利哥离开现场后，邓建国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没有靠炒作他来赚钱，相反我在出钱帮他。犀利哥堂妹也作为家人代表向媒体澄清，家里人没有拿犀利哥去赚钱，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真实的犀利哥，他代表了一个群体。说话间，堂妹已经话语哽咽。

“他们把个体看作是由社会权力安排所决定的群体中的成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个体所处的被支配地位和他们的抗争”。对于这一事件的主体犀利哥程国荣而言，“抗争”的方式非常特殊。由于有自闭症的精神疾患，犀利哥的反抗和顺从都是如此沉默。但恰恰由于他的社会关系为“零”，他对资本逻辑的一窍不通[xvi]，他的反抗就非常有意思。在各种新闻报道中，犀利哥面对人群都是很紧张，紧闭双眼，只有在家人的“鼓励”下才可以缓和情绪。从理论上讲，资本的逻辑要进入到一个人的意识中，必然要生产出这样的意识形态及其环境，或者推向极端，资本的逻辑要生产的最终产品就是“观众”。用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史麦兹的理论讲就是“受众商品理论”，即“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而犀利哥由于自闭症，不懂这一套规则，所以他的“反抗”从理论上看又再现了上文中所说的反“区隔”。犀利哥的反抗方式本身就是对上述新权力的讽刺。这不是设置了强者与弱者的对立，而是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实例中，都存在大量不连续的变量，这些变量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影响产生的结果”[xvii]。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有一段话很有趣，我把有趣的话加黑——

救助站业务科科长黄鸿鹰向记者讲述了确认“犀利哥”身份的经过，并透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犀利哥”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等身份资料都是他自己“告诉”医生的。“昨天上午，当我们将‘犀利哥’送至宁波市精神病医院后，他态度一直很配合：脱去身上的旧衣服，洗头洗澡，剪头发，与医生、心理专家沟通……”

“得知这些信息，我们马上通过公安局查询他的户籍资料。真有这么一个人。”黄科长拿出一份户籍资料。户籍资料上的名字为程国荣，今年34周岁，江西鄱阳人，资料右侧照片中的人与“犀利哥”确实很相似。

有趣在哪里？福柯所说的“治理术”，人口、精神病院、户籍、沟通……权力说：“令人吃惊！真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是可以没有的，如果没有他的户籍，如果他消失在/回到社会。

[i]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ii] 本节试图以鲁迅写杂文“立此存照”的方式进行论述。

[iii]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65055.htm。3月12日，“犀利哥”回家第五天。四名80后向媒体宣称是他们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在电脑前疯狂转帖、顶帖，才捧红了犀利哥。眼下，他们已抢注了“犀利哥”域名，作为自己婚恋网站的噱头。《犀利哥正传》，见《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714#copy

[iv]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465055.htm。

[v]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vi] 30多年前，有个名叫Vivienne Westwood的女人把几个五音不全的中产阶级小孩打扮成比“贱民”还要贱的样子，冲上舞台对台底下真正因为失业而差点变成暴民的年轻人大喊“没有未来……英国无政府”。见，http://www.ce.cn/life/rwsx/bxgs/201003/23/t20100323_21167130.shtml

[vii]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viii] 《犀利哥正传》，见《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714#copy

[ix]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x]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xi] 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xii]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xiii]《犀利哥正传》，见《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714#copy

[xiv]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xv]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xvi]对于此次“出山”担任旅游景点的时装队经理，犀利哥坦承：“我其实并不懂时装，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被拍摄下的照片，为什么会被人认为是时尚。”

[xvii]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刘曙明，洪浚浩（编），《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