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天下大……势

平生 Posted on 29 三月 2011

按：本来准备写篇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的书评的，结果开了头发现严重跑题了，大概是最近一直在看书而憋着没动笔的原因。我总觉得写字比起看书来是浪费时间，这种观念要改啊。

但凡关于新知识或新视野的书总能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这些新知识或新视野总会触动此前读书累积继而沉积为习惯的思维和观点，有时甚至会从根本上动摇长久抱持的自认为的真理。我曾经引用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一句话，意即这些能带来触动的思想或知识大多处在“论战性”的话语空间中，如果你只知晓其中一方，进而认定该话语为真理或谬误，而忽略此思想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空间中与诸种竞争性话语相互斗争而形成的，那么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即将该思想或话语进行本质化的看待，或者将你此时所处时代的景况直接覆盖在彼时，从而形成思想意识上的互相纠缠以致混乱，也就无法根本认清这互相纠缠的双方各自的特性。我称之为抽象能力不足导致的抽象性地看待问题（换个说法，即无根、无基体的抽象），尤其是人类精神思想层面的问题。——插一句，微博时代，这种倾向不仅无法丰富知识、扩大视野，不过在某一个知识体系或认知视野里的自我循环而言，无法跳脱出这种观念形态的自我生产和繁衍，只会在社会空间上造成更大的疏离。

近期一直在阅读日本几位思想家的书，给我的触动很大，再加上前段时间阅读的部分印度学者的思想，使我不惮下个断语：无政治意识的自觉，也就无所谓学术上的进步。学者为公众所养，学术当为天下公器，不为公共问题（public issues）操心，囿于学科本身的视野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最容易被剔除的恰恰是感觉的经验世界，也就是活生生的社会世界整体被以学术的名义切割，隔离，进而在学科自身内部自我生产，而所谓教育也大多遵循这样的步骤塑造人。所谓“政治”，是一种整体观念，而绝非个别的、原子论式的。所以对个人来说，如果没有一种人生的契机，很有可能终生即受此教育成果的束缚而不得解放。所谓自由也好，心灵的自由与社会性之自由被分割开来本身即是西方文明轨迹的一部分，那种虚无主义的特质也附丽其上。而怎样才能跳脱出自身受教育或学科的局限呢？从可操作性上讲，首先通过将自身的认识相对化，抽离出绝对主义的方向，进而将相对化的诸种认识进行精神上的比较和肉搏，这其中不仅要将认识放在认识所产生的空间之“具体地方”，也要将认识形成的时间性线索铭记在心，这其中有一个基本的轴心，我个人认为不是“现在/此地”，换句话说，“现在/此地”所指涉的空间在当代很容易被国家主义或主权的民族国家式的论述所吸纳，不仅成为毫无批判性的知识生产，甚至为民族的未来担负了负面的责任。近代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日本独有的，而是日本所接受和承载的这种“文明”必然的结果。我读日本这些思想家的论述，可以感受他们文字之间强烈的焦灼感和伦理激情。有时我想，我们这一代常常会以为世界已经变了，最近我又在想，世界变的部分与不变的部分，谁更为根本以及左右人类的未来呢？所以我认为这个轴心应该指向的是未来——空间与时间的结合体。

前两天王梵森的讲座，我听了倒觉得受益较大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洋学制划分与中国自身文明传统的体系之间的矛盾有着自觉。戴燕（某同学的导师）的最后一个提问问得很好，思想史做得不好，很容易成为马后炮式的。价值中立可以是个方法问题，但价值判断却必须是立场问题，这是谁也逃不掉的。近日读完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所谓“哲学”是日本人首次翻译philosophy而传入中国的，傅斯年痛骂“哲学”，也估计是认识到其中的问题。而胡适的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皆称之为开风气之作。所谓“再造文明”，与日本的福泽谕吉“文明化”的论述和“文明始造”何其相似，两者都是在接受西洋文明（实验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文明问题。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对我较为有启发的地方在于，清末中国的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能一概而乱，不能铁板一块的看待，在“再造文明”，改革派的声音成为时代大势（话说天下大“势”，这是个好词）的情形下，怎么不把他们的声音仅仅看成是对改革派的一种补充或对立，而从整体看待？总之，我个人观点有着一个转变，现在对这批当年的守旧人物保有历史的同情，而我真正认为文明再造也好、文明始造也罢，转换的过程如果没有基本的底盘做保护，就只会成为天女散花式的碎片，更显混乱。

最近又读了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契机》，讲朝贡体制的。其实这里面涉及的不仅是朝贡体制的经济层面，而根本上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圈”的冲撞。西方所带来的抽象的公理、平等、自由，披着强权的外衣，所谓强权即公义（might is right），对日本的福泽谕吉而言，他是当时少有的看到其中伪善一面的启蒙思想家，以为这个西方所建立的“国际外交”即和平时期的“买卖”（贸易）和不合时期的“战争”组成的。但他还是以日本国之独立为最终目的，而将所赞扬的西洋“文明”视为达成此目的之手段。也就是说，普遍性的文明成了特殊性之傀儡——这难道是日本近代独有的现象吗？考察西方近代主权式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不难发现这确实世界史的事实。波兰尼的《大转型》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是在超越单个国家层面看到其原因的。今天所谓全球化，不也正是如此吗？所以我们当代所谓内政外交之分本身即是主权式民族国家的产物，所谓”独裁者没有内政“，更有趣的说法应该是“独裁者没有外交”、“独裁者没有祖国”。所以如果抽象地看待这些问题就会认为很多事情是天然如此，自古未变。——有趣的是，德国人就反对这种“自古不变”的东西，而“历史主义”所强调的个体观和发展观与纳粹运动的国家观之间有遥远的联系吗？这些都是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法思想自身演变的逻辑和历史结果。——话说我读丸山真男的书，追溯着读了他的思想来源，如德国观念史和自然法的一些东西，才发现不深入了解这个自然法思想，是根本不会理解那种根深蒂固的文明之特质的。此外，我们耳熟能详的清末思想史演变的“三阶段论”（器物、制度、思想）的论述，我总觉得有问题，但也不知问题在哪里。

梁漱溟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常悲观地看，真的不会，只要这种不定期的要素（贸易与战争）和力量重新积聚，下一次真说不定人类就2012了。扯远一点，话说今日天下大势，于内于外，皆有一种风向在偏离既有的方向，皆有各种新的力量在重新聚集。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估计可以赶上。所以莫辜负了好时光啊。

最近一直在感慨，当然也是在反思自己，从小听到大的所谓“世界观”其实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的话，缺少“世界史”的认识，而仅具备“全球史”的知识，我想这样是不可能做好自己的“职分”吧，无论对何种学科（本身即是世界史的一种结果，而非看待世界史的出发点，这种本末倒置真是常见）而言，这种原理性的东西如果不被纳入到思考的肌体里，是断不可能对整个共同体有所裨益的吧。当然，这里的“世界史”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如果是，那亚洲皆为停滞了。所谓黑格尔的幽灵，或许就在于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范式转变为现代性之阐释世界并为世界强行赋予意义的认知体系——The west and The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