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稿未竟

翻墙陈 Posted on 10 四月 2010

逼仄的小巷子，随意乱泼的生活脏水，网吧，便利店，开水供应点，成人性生活用品小店，私人小诊所，书碟出租屋，油烟熏黑了墙壁的小餐馆，嘈杂的音乐满地打滚的理发店，硝烟袅袅的烧烤摊。如果你曾经打这样的地方走过，或者曾经在生活设备齐全到富余的小巷里生活过，那么恭喜你，恭喜你有幸切身体会了21世纪中国的新一代独特群体的历史角落。

大学毕业低收入群体聚居村，如今网络上赋予了它“蚁族”这么一令人心酸的称呼。正如《蚁族》中所说，蚂蚁有着高超的智慧和超强的意志力，显然，蚂蚁是卑微的，弱小的。月收入徘徊在千元左右，大多从事的是诸如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广告营销以及餐饮服务。廉价的房租和交通便利，给予了他们奋斗和梦想在大城市的微薄安慰。

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甚至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失业随时可能降临。除了看不到的人生梦想，还有为背后遥远家乡制造“我很好，工作很不错”的层层虚荣。比之农民工，这是一个已经形成却并未浮出水面的弱势群体。头顶着“大学毕业生”的光环，承受着无言面对含辛茹苦父母的隐痛，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连哭泣都显矫情的大城市，或许，窗外就是一平米几万的商品房。没有成比例的工作收入，没有房子，没有伴侣，没有尽人子义务的丝毫能力，在濒临三十而立的人生悬崖边，梦想是曾经的。

就是在这一个群体出生的年代，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翻滚在大街小巷。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欢乐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历史往往给予人意想不到的结果，非常遗憾，这结果从不是惊喜。

如果我们是历史的苦果，但历史又为何不将这个苦果赐予它的制造者？而是强塞给我们咽下？

20世纪清朝的灭亡，通常的说法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满清政府的的腐败无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清政府的腐败的根底是中国文化因子，攀人情，讲交情，官官相卫等等。从思想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是五四以来我们的定势思维，从梁启超到鲁迅到当代的许多文士，要医治的是心，是脑，身体的病倒是其次。很难说，以文化救赎文化，从精神解救精神，这一思维起点是不是带有文人“耶稣受难”的心理情结。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里所说：“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不过从长远观点来看，另外两个变化可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其一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其二是中国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18世纪的发生的变化，决定了19世纪以及此后的中国，领土扩大了一倍，最为显著的是西藏和新疆等进入了版图。关于人口，站在21世纪的门口，回望我们今日立足的土地上曾经仅仅有1.5亿人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17—18世纪的安宁和平时段，中国的人口从1.5亿翻了一倍，历史再翻了一轮，抵达了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叶，4.5亿。至于此后的五十年，我们的人口怎么从4.5亿吹气球般吹到了13亿，天之地址你知我知。

《剑桥中国晚清史》说，19世纪是中国教育腐败的时代，教育的腐败逐渐导致了政治体制的腐败沉沦。促成教育腐败的一大根源是人口增长。

据史书所载，按官制，19世纪初，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万名文官和7千名武官，但全国已取得最低一级功名的普通士子人数逾100万之多，在这一百万的群体中，有三分之一是按规定的价格向政府捐纳而获得的身份。如果单从这点来看，很容易理解成政府财政亏空，政治腐败卖官鬻爵。但事实是，随着农业人口的激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科考之路。加之各地书院的兴起（可交流与指导如何更好地应对科考），科举考试的日益规范化，这样一来，通过寒窗苦读走上仕途之路改变家族命运就变得越来越具备“可操作性”，显然，这只会更加刺激读书人通过科举求发迹的行动力。然而，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还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随着人口数的激长速度增长。期望获得功名以求获得社会地位的人数又是如此之多，获得这种社会地位的机会却是越来越难，竞争也就日益白热化。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比较合理、畅通的人才流动（向上）的通道，这既是社会稳定秩序的必要，更是良性循环的关节。假如社会所能给的功名名额是一千，竞争的人数有10万，那么在一定的约束力之下，通过公平竞争让优秀者浮出水面并不难做到名至实归。但是，假如名额是一千，但需求这个功名的人数变成了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此时此刻，人们还能否遵循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树上有十个苹果，二十个逃难而来的饥民，大家通过商量能很冷静地分配苹果，200个人来了呢？如此的境况下，掌握功名分配权力的人，或者有能力影响分配的政府体制内的官员，从小小县城到道台、总督、巡抚，直至权力中心的官员。需求者如同蚂蚁无孔不入，贿赂。

教育变成为了应对科举八股文的专业培训，科举选拔更大程度上成了家族关系资源和财力的比拼，想要流入上层社会的人汹涌而来，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并未更新。除了正面的考试途径，更多更切实的还是贿赂政府官员，教育的腐败一步步蚕食了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关于资源分配失调的问题，于是乎，清朝的盛世繁荣在19世纪风雨飘摇，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唯一之原因。

当我们读小学时候，读大学是不需要钱的，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一脚踏进了黄金世界。无数穷苦了几代的家庭以一种朝圣般的心情，一步一拜地匍匐在供儿女上大学的嶙峋道路上。他们压上全家的身家性命将孩子用力托起，力图举向社会的上一个层面。今日看来，孩子浮出来了？还是推到了悬崖边？

教育是什么？

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