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阅读随感（四）

平生 Posted on 13 四月 2011

《第一件差事》以一个在小镇旅馆自杀的外地人为开头，这很符合陈映真叙事的构思特点，即一方面以死亡来照亮那些隐藏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及其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以回忆的方式展开情节——具体到这篇小说则是以完全第三者的转述来呈现主人公的背景。所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一直都处于隐逸的状态，他的所有故事都是由他周围接触的人转述给作为小说叙事者“我”——国家安全人员、权力的实施者和代言人。小说以“我”工作以来的“第一件差事”、以破案的方式结构了台湾社会不同阶层人物。而实际上，“我”的所谓“第一件差事”其实是失败的，“我”最终以一个“厌世者”的自杀来了结主人公胡心保内在的心理搏斗及其背后的社会性根源，由此也就切断了历史性的脉络。这就宣告了一种巨大的隔阂横亘在“我”与胡心保之间——像树一样当然而然的本土成长的人与外地来台湾的如同大海上航行的人。我们可以将作者的譬喻再推进一层，陆地与大海，稳定、有根但缺乏历史张力的状态与漂泊、寻根但又看不到方向的状态。此种精神上的对立，“我”的办法是想到以一种人生哲学，“我国固有八德”的方式来解决，而胡心保的方式则是决绝地自杀。因此这件“差事”的讽刺之处在于叙事者“我”在想到上述解决办法后，遁入闺房的私爱之中，并为自己找到“我国固有八德”的发源地就在于这种闺房之私爱的理由。作者无疑针对“我”有讥讽，就像《最后的夏日》里的裴海东一样，作者对此类人物的讽刺时隐时显。

胡心保的故事在转述人的讲述中是逐渐明晰的，而作者选取的这些转述人与胡心保之间构成不同的关系，由此也越来越深刻地在这些不同关系中揭示台湾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精神上的各种交错、勾连。旅店老板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本土社会的良民，担心的问题只是胡心保的自杀会给小店的生意带来消极影响，而在体育老师诸亦龙的眼中，他是可以深刻理解胡心保的，因为有着共同的外省人的背景，并且对于胡心保这类的人“看得太多了”，一下子就把问题上升到整个社会的普遍问题，不过他与胡心保不同，他能找到自我精神的出口，“我就是不去凌虐自己，像他那样”。或者说，诸亦龙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了胡心保，他自己曾作为一个潜伏在共产党身边的特务，活埋了七八百的共产党，而胡心保的家里则是开钱庄的，论阶级认同感，诸亦龙其实可以说把胡心保看成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经历了深刻变化的人，而不像“我”，“像一棵树那样当然而然的生长”，言外之意，即还是一个小年轻。而他对这种历史骤变的看法是：“像黑夜放的烟花，怎么热闹，终归是一团漆黑。”

有意思的是，林碧珍的家世使得台湾社会中的殖民后遗症问题与省籍问题交合在一起。作为胡心保的情人，林碧珍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而是根据希腊航海人的故事起了个名字Jason。“他好喜欢那个名字，因为他喜欢那航海人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多晓得对方的事。这样不是很好吗？他说。”胡心保其实一直在逃避自己，一方面他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寄托在使林碧珍快乐——使我活着而盼望他自己也能找到快乐——使他活着的理由。自己明知是一种欺罔的关系，却一直这么逃避。胡心保对自己的一切行为有着自觉，所以他才会感到痛苦，无方向感。如果这种自觉的痛苦所建基的理由不再能说服自己，那么崩溃是自然而然的。另方面，“想起一些过往的事，真叫人开心”，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甚至将自己妻子的名字隐去而代以自己喜欢的家乡的小姑娘的名字：抱月。过去的影子，一直追随着他。那么现在的不快乐来自哪里呢？“蔑视一切轻视、冷淡、欺骗而孜孜不懈地生活，这是很可怕的。”胡心保对现在这种生活缺乏勇气，或者说他要为自己这种生活寻找某种根基。回到过去吗？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陈映真揭示了确实是一种普遍的东西，即不是局限在阶级性上，而是从一个社会有机结构上描摹处在不同位置和网路中的人们的精神困境。他试图理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