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翻墙陈 Posted on 05 七月 2010

每天早上，我习惯于绕开大道，选择从一排废品回收站、水果摊、菜市场、早点摊、私人小诊所的小巷子迂回蜿蜒至单位，时不时地要踮起脚尖避开地上随意乱泼的脏水，又须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警惕从天而降的水滴、不规则行驶的电动车、小推车、自行车、奔跑的儿童、运垃圾的拖车……

不规则的行走，不规则的喊叫，不规则的穿着睡衣慵懒地过早的各色男女。这是十足的武汉市民图景，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每次走过拐角处，那身着黄色褂子，一台修鞋小机械，蹲坐在小巷处，始终微笑着专注于他手里的活计。认识老鞋匠但是一个月之前。

在广州买的漂漂新鞋经不住回武汉在暴雨中的一番蹂躏，老鞋匠穿着我爸爸十年前穿的军绿色褂子，操着一口河南方言对我说：“四块钱，全部上线。”“四块？还是十块？”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鉴于任何买卖之前都须谈清楚价钱的谨慎。“四块。”老鞋匠伸出四个手指头。我暗喜，居然只需要四块钱，曾经亲眼见过鞋匠给脱胶的鞋子上线，那可是需要手工一针一针地穿孔，用力，起码二十分钟以上。

老鞋匠手里正忙活着一个小挎包，大约十五厘米长宽的方形小包，接头处须断裂，老人一针一针的缝着，完了后，中年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元硬币仍在鞋匠铺在地上堆放工具的油布上，跨上车飞驰而去。

老人头微笑着端过右边的凳子让我坐，抱歉地让我等一会，马上就好，我并不需要赶时间，捡起硬币交给鞋匠，“谢谢！”他一针一针用力地缝着我的鞋子，他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好奇心驱使，我和老鞋匠东扯西拉开来：

快八十了，来自河南信阳农村，孩子们都自立了，跟着做生意的儿子来到武汉，虽住在一起，但自己单独住一间，不喜欢跟他们一起吃，吃不习惯，只有来客人了，才过去陪一下。孩子们都不需要他操心了，也不找他要钱，但一辈子在家干活惯了，一个人在家种地孩子们不放心，来了这里又什么都没得做，不如自己出来干点小活计，一天摸个一二十块钱，也不靠这个生存，来生意就做，不争一块两块的。每个月挣个几百块钱零用，喜欢喝两杯，不伸手找孩子们要钱，自在。不用靠谁活着。

老鞋匠卑微而又自足，每天蹲坐在腌臜喧嚣的市井小巷，他的生活姿态却让我垂涎不已。衣着破旧，几乎席地而坐，天生地养之态。这究竟是一种怎样华丽丽的诗意人生呢？诗意只是我眼里所见，于他而言，只是一种超越世俗贪欲的旷达，或者说，是一种参透人生与世界的强大的内心力量。

巷子左拐，尽头是车水马龙的大酒店，对面即五星级饭店香格里拉。整个片区，湖北省各大银行总部，号称武汉金融一条街，老鞋匠每天就蹲坐在这片区的隐秘的某个巷子角落，他不抬头，不吆喝，只是忙活着手里的活计。每天早上，我都要经过，默默地看看他，给我超越世俗的力量。

依然是一个月前，７８岁的精瘦小老头。当我好不容易挤上了从深圳回武汉的列车时候，很长的时间内，列车都像个沙丁鱼罐头。一个身着旗袍式裙装的女生，穿着高跟鞋，用力地站在我前面，我的内心充满了嘲讽，但其情形着实可怜，假借上洗手间之际将座位让给了她。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与我并坐的胖女孩，肉山一般掠夺走了我的领地，而她一路吃完了鸡腿吃饼干，来个售货小推车便喊住买一堆，对面的嫂子不怀好意地问她：长这胖，还吃这么多啊？胖女孩呵呵笑着：“现在不吃什么时候吃啊，很多东西，小时候吃不到，老了没牙齿。像我这个年龄能吃就该抓紧时间吃。”真是一吃货，但话却颇有几分歪理，我喜欢开朗的姑娘，但她挤得我连三分之一的座位都快没了还一路吃个不停，实在让我喜欢不上来。

就是这个吃货，口无遮拦，让我巧遇生活奇景。半夜两点，列车到站长沙，我已开始昏昏惨惨欲睡不能。我仰头靠在座位上，闭目避开上车的喧嚣，果不其然，人潮汹涌，整个列车顿时间挤得连脚都没地搁了。又来了一个售货推车，旁边一个老人声音传来：“这么晚了还卖个什么？”老人显然是在抱怨车都挤成这样了还来卖东西。“那你一大把年纪了，半夜还坐个什么车呢？”售货员抢白了一顿。我好奇老人的耿直，衣着整洁，头发花白，下穿黄球鞋。精神倒也矍铄。

列车很快到达湖北境内，赤壁下车许多人，老头坐到我斜对面。右边的胖女孩轰轰烈烈地从坐起来，哗啦地撕开一包薯片，友好而又热情地邀请周围人吃。“你个老人，怎么这么晚还坐车啊？”老头讪笑了下，“你多大年龄了？”“７８”老头的回答着实惊呆了我，引发了我种种遐思与猜测，看样子，应该是个农民，这么晚，这么大年纪，孤身一人从长沙凌晨两点上车……

“您到长沙是探亲还是……”我实在好奇。

“上访。”好比一味猛药灌进我的肠胃，“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老人回答了简短的一句话，没大明白，他又举起右手在空中作一个写字的姿势，我恍然大悟，他是说他是个老师，教书的。他的故事很很复杂，在他的讲述中。

1958年，他在长沙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因为母亲生病请假回家（武汉），过了很长时间返校，发现在即已经被误当成旷工调职了，从一所公社小学调到一个乡村小学。无人能证明他当年是请了假离岗的。老人上访的缘由是，想要找当地教育局讨回当年公办教师的身份，当然，一笔补偿金（公办教师的退休金及相关待遇）。他说，2000年之前，他就来回的奔跑在长沙——武汉之间，但当地教育要他拿证明来，或者找到能证明他当时是“请假”的证人。岁月久远，老人无奈。他说，“2000年，他们说，反正就这6000块钱，你要就拿走，不要就没了。” “那您拿了那6千块钱吗？”我问他，感觉他上访的事件，在我们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实在对不起“上访”这个词在咱们心里的含义。但我还是希望他说没有拿，拿了，现如今的上访，就变得“嘴短”了。

“拿了。”老人明显有点底气不足，“但我去年看国家相关政策，明文写着，任何公民都有权利上访……（具体的话我没记住，他显然是背出了相关政策条文），于是我今年又来了长沙，他们怎么只能给我那点钱呢？这次他们让我回家等消息。”

“那你这事可真要抓紧办了，你这年纪，不然成了‘终身遗憾’ ”右边的胖女孩嘟囔着说。

“呵呵，是啊，是要成了终身遗憾了。”老人喃喃地说。

“哪能呢，说不定过段时间那边就给您好消息呢。”我有些别扭的安慰着他。

他的故事平淡无奇，上访的理由甚至不够充分，况且是为了证明半世纪之前的一个小学教师被调职的芝麻绿豆小事（对于“上访”这个词汇而言）。他锲而不舍，以78岁的高龄凌晨两点挤上列车，一路站回武昌（若不是有人让座的话，6个小时）。

我对他既充满了同情，又充满了丝丝的鄙视。同情显然更多的来源于他的高龄和韧性，鄙视他出尔反尔纠缠不休。

然而，从高高在上的道德角度来审视孱弱老人的坚持，这样的衡量与判断，对卑微弱势的老人，显然是不公平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教师的工资先后提了多次，教师行业告别了“臭老九”的历史，那些曾经在乡村小学教书多年，因其收入微薄无法脱离农业生产的教师，突然之间获得了“公家人”的待遇，比如退休后每个月千元甚至更多的退休金，在农村，这无疑于天降财神。比照这一背景，我也不难理解老人为什么一二十年来锲而不舍地上访了。

或许，他家有病残，或许，他儿女索要，或许，他老无所依……

又同时，他一直坚持关注国家政策，新的政策条文让他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他相信那些允许上访以及政策上的“公民权利。

他，知道上访群体中有很多“精神病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