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谱学的日本试验

平生 Posted on 27 七月 2011

柄谷行人《起源》这本书，信息量很大，涉及各种知识，从医学、科学到哲学、文学、历史学等等，真不是一般掉书袋的人可以媲美的，因为他有一个哲学的根基在里面。看似包罗万象，实则骨架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或者说，在现代文学这一“装置”之上还有一个反装置的对立物，不仅在空间上，还必须在时间上与之形成一种距离，才有可能追踪起源。在柄谷的笔下，现代文学这一装置类似黑洞，吸纳能力无限，反对它的其实也是在激活它。这貌似辩证法，但实则是尼采式的系谱学。

柄谷把日本明治20年代左右的文学（广义）看成是西欧各种现代性倒错/颠倒装置（透视法）的试金石和窥探其秘密的窗口，并进而把日本“文学史”问题化，或者说，把“文学史”的问题内容问题化，把它们当作症候来解读，而不是看成是自足的价值。进一步，柄谷实际区分了“文学”史与“文学史”，对连续性的历史学思维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解构。也就是说，只有在异质土壤里，现代倒错的认识装置与结构才可以被“自然”的把握。而这一努力在其自身社会的同一语境下，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比如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注意和由此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提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等等……相反，在日本与西洋遭遇的初期，反倒可以轻易把握上述西洋现代以来不止的病症/调节这一关系。这算是柄谷最得心应手的一点了，而他的知识资源是西欧自我的批判资源与日本的近代历史经验。这一“经验”又恰是在各种“力”之间搏斗的关系中出现的。柄谷把上述现代认识论的倒错/颠倒装置看成西洋压倒式的“力”。或者是一种世界现象。恰恰在西洋之外，这种现象的症候被轻易并且“自然”的把握到了。因此，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柄谷可以在日本近代的历史经验中指出西欧现代性的倒错特征？这不是仅仅借助于历史分析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力”之间的等级与起源之间的差异与等级，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支撑点。

新的力要伪装/模仿，才可以生存下去。柄谷在批判起源的同时，并没有分析比如“风景的发现”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社会机能。这样说可能有点苛求了，也许是不同的批评方向，但作区分之后，还是需要再融合，构成一个整体视野。这也是为何我觉得这本书在启发很大的同时，还缺失某种东西的原因。

《起源》这种与文学有关的书，其实是学文学的人写不出来的。一堆哲学专有名词和哲学家的名字本身就构成了理解的障碍，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知识背景。要按我的说法，最根本的方法论是系谱学，这在书中处处可寻。比如他说书写完后读到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感到方法论很相近，后者也是跑到东南亚去考察民族主义起源，在西欧之外建立一个批判视角来考察西欧民族-国家的历史起源。再比如詹姆逊对该书的评论，说是“这仿佛是在一个大的实验室里验证日本的现代化，也让我们以慢镜头的方式看到我们自身现代化的发展特征。”柄谷或许很理解尼采，下面这段话就见出他与一般用系谱学的人都不同之处：

应该说基督教更直接地存在于“现代文学”的源头上。不用说“文学界”同人及田山花袋、国木田独步等曾经是基督教教徒。如正宗白鸟所说，在明治20年代，基督教具有与昭和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同样的影响力。尼采说，“基督教需要病态，这与希腊精神需要过剩的健康大致一样。——使其成为病态这乃是教会救济组织的本来目的”(《反基督教者》)。追溯明治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明治20年代“病”突然急遽出现，比如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以及福泽谕吉的著作中是看不到“病”的。日本的“现代文学”始于和“现代化”意志不同的源头。

在分析各种现代性“起源”时，能够分清起源的不同层次和来源，并且在起源的复数的特征中评判他们的价值，这需要不小的功力。总的感觉，柄谷还是拘泥于西欧的批判资源，核心一点是分析中世纪基督教的认识论，所谓人的主体与上帝的主体之间的颠倒关系。日本的天然地理环境，某种程度上决定他们构建主体的艰难。甚至可以说，这个“艰难”一直体现在知识理论上。柄谷虽然借用尼采的话来批判现代主体，当然与日本天皇制和近代历史道路有关，但实际上批判主体，还是为了构建新的主体，这仿佛是逃脱不掉的宿命。——插一句，主体这个词，感觉被滥用的很多，最被滥用的一层意思就是主体=单一。就我们自身的传统文明而言，实际上是不能用这个词来解释的。我比较欣赏的是人与结构之间这种动态的视野，比如沟口雄三。

此外，柄谷最让我觉得有启发的是，概念与实体区分之后，反而可以借助非实体的概念来观察被掩盖的实体本身。也就是把概念与实体的同一性切断，悬置了，进而进入各自的历史肌理观察起源或可能的连续性。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单一主题的连续性往往是知识建构的，在既定框架下描述一种历史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连续性本身就是需要做再区分的。按照这个说法，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要重写，甚至要改写……

柄谷在方法上把非西洋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看作是检视西洋本身病症的实验地，而非西洋世界对西洋的反动是自然而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私小说式的作品存在于与西欧的反西欧动向完全不同的语境中。芥川说：“如某个评论家所说，若视塞尚为绘画的破坏者，那么，卢南(Renard)则是小说的破坏者。”但是，我们不能在同样的意义上视志贺直哉为“小说的破坏者”，他的“破坏”太自然而然了。前面我说过，鸥外向“历史小说”创作的回转与私小说式的作品之兴盛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乃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程，所指的正是这一点。

柄谷对此所作的区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即同一个观念或批评资源对不同语境有着不同的意义。但这个“自然”的“拿来”或“抵抗”的过程，必然是变形的过程，所以变形不是一个价值问题（我很反感说“某物在西方原本是什么样，到中国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错了”这种废话），是一个历史描述，最关键的是要去分析这个“自然”/变形的过程。

现代批判常常与“西洋批判”相混同——原因当然在于起源的不平等。有的人追溯起源是为了重建当代的合法性，有的人是为了否定当代的合法性，还有的人追溯起源是为了颠覆/重构既有的束缚心灵的知识范畴，为现实寻找实践的新机会和新方向。动机虽然不能决定结果，但动机可以决定结果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