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社会学导论》读后

平生 Posted on 24 九月 2010

按：此刻正在琢磨天津会议的论文，没有具体的头绪，有几个问题可以谈，但又觉得太空泛，所以现在通过两篇短小的书评整理下思路，希望写完之后可以找到一个点把论文搞定，不能再拖了。还有一个又一个鸭梨等着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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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吉登斯（Anthoy Giddens）篇幅较短的一本书，中文版加上英文索引只有130多页。不过内容涉及面却非常广，包括他所理解的社会学及要探索的问题，工业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立，阶级划分与社会转型，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都市与日常生活，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等等。

在吉登斯看来，一个社会就是一套制度化（institutionalised）行为模式的集结（cluster）或体系。所谓制度化指的是，社会实践中反复再生产出来的规则和资源。一种商品或一种制度或一个词语如何在历史变迁中被不断再生产出来，背后必然有种种规则和反复被挖取的资源，社会学的目标就是找出这些再生产的机制。社会学的产生背景，即二次大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这两次revolution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社会学就是从这个背景下产生，同时同步地对其有着影响。社会学即一门社会学科，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吉登斯之所以强调“批判的社会学”，就是要将社会学的研究目标指向当代社会及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只是那些技术性的社会分析和数字统计。吉登斯借用米尔斯的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提倡“社会学的想象力”，包括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我记得在贺桂梅的一本书里最后附录谈到所谓人文学的想象力大概也是借用这里的说法。想象力，imagination，的确是个不错的词。面对历史的原材料和现实的现象，甚至是几个看似不相关的素材，如何想象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里的想象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穿透力。

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今看起来就像另一场宇宙大爆炸，原来混沌的东西、传统的因子，在不长的历史阶段中逐渐瓦解、分离。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以及资本喜新厌旧的特性，使得人类生活方式完全改变。比如在“时间”的体验上，传统社会是没有区分工作时间和空闲时间的。资本主义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expropri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在时间体验上，如何才能描述这种显著的变化。记得在1949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上，对8小时之外的“时间”如何处理，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不仅对工人来说是如此，对特定厂房及管理者更是如此。“8小时之外”的时间究竟属于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或者说，这些劳动之外的时间如何打发？如果国家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精神产品”去填补这些剩余时间，即人们如何消费这些多余出来的时间？那就会出现这个年代特有的危机。集体主义年代，私人时间的处理是个敏感问题。现在8小时之外，时间则被消费主义占据。这个最好能找到时代交界处的文本来分析，那应该比较能看得清。而这中间我相信不是那么简单的转换就能说清的。最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主义要创造出的人类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自由劳动者完全不同。而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的确被韦伯言中，官僚制所要求的权威等级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经济和国家权力的集中）更加庞大和严密，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靠的是一整套极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在运转，而它的解体直接摧毁的就是这个机器。China？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保留了这架国家机器，而在经济体制却翻了天，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造成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神话。所以中国现在到底什么体制？中国的国家社会性质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90年代思想界争论的dynamic and focus，而由此也造成了所谓80年代改革共识的破裂。现在要问“中国向何处去？”，立场不同的人开出的药方也完全不同。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处在这种大转变的漩涡中，如果未来出现不可预测的错误，那么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将是我们几代人在有生之年要承担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平民百姓改变政治现状的能力几乎为零，所谓零和博弈。但最后的错误代价却大部分要为平民百姓承担。所谓“权威与责任”的分离，这也是资本主义规则发展到如今的一种趋势和现实。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科层制，bureaucracy）不仅体现在国家的政治层面上，而且也在经济组织如大型企业中。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一整套“现代化”理论，基本都是建立在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学者帕森斯所代表的一套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甚至资本主义国家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行事都是在帕森斯“现代化”理论基础上，而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在启动改革时所依据的也是这样一套“现代化”理论（我们中国人最熟悉这套话语）。这一套理论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为战后欧美世界（外带日本）经济起飞提供了一整套合法化叙事，自由市场经济，资本的自由流通，以及福利国家的出现，都渐渐消除了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爆发革命性变动的预想，阶级冲突在各种经济收益和公民普遍身份权力上的扩大之下似乎会被消灭。而对此现代化理论（工业社会理论）持批判的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认为上述这些“阶级冲突制度化”（即工会和公民政治权利扩大，有与资本家谈判的对等地位），恰恰是阶级矛盾的外在表现，而不是阶级冲突的消失。“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点在于：‘不发达社会’深陷于传统制度之中，如果他们想要获得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的话，它们就必须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因此，现代化理论通常也被理解为“西方化”。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看，确实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明的一套合法化叙事理论，因此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冷战背景下，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欧美保守主义政治时代。

国家在现代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吉登斯主要探讨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关系。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86年，冷战背景下核战争的威胁在作者的笔下也可以感觉出来。吉登斯说，根据工业社会理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政治理论，国家是整个共同体利益的仲裁者。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是阶级统治的表现，反映了阶级利益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并不像工业社会理论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仁慈的自由机构，而是阶级权力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以前的大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投票权利，因为财产资格限制了他们投票的权利……但是这些现象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特征的主要基础，因为“政治”领域所触及的仅仅是个人生活中非常小的部分，还没有延展到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工作。在封建社会，地主与农奴、领主与雇工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极不平衡，以至于偏袒一方。但是，资本主义劳动契约的明显特征在于，它纯粹是一种经济关系，或者说货币关系。劳动者根本没有被赋予参与制定劳动政策的权利，但这些政策却支配了劳动者工作的性质或工作环境的其他方面。（p28）而资本主义劳动契约恰好与国家理论直接相关，资本主义的劳动契约预先假定了形式上“自由”的个体，他们之间不存在各种封建效忠关系的约束，这是一种通过自由契约所形成的纯粹经济关系……存在于自由契约后面的法律权利，实际上并没有从形式上赋予工人任何支配他所从事的劳动过程的权利。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代议民主制的一种根本缺陷，政治权利尽管使每一个人成为公民，但它并没有延伸到工业领域，可是，这一领域却占据了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p41）

有意思的是，读到上述分析时，我想到上次读《苏联的最后一年》，其中苏联解体前的一个调查结果：

1989的民意调查，60%以上的人认为“改善人民的物质水平”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15%的被调查者将“扩大政治权”的要求放在首位。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时，40%的人回答是物质富足，30%的人认为是农村和农业的复兴，25%的人认为是没有特权的平等，只有18%的人回答是民主的社会。改革恰恰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看来人民是朴实的，没有那么多花哨，他们要求的很实惠。也就说如果在政治民主与物质富足之间必须有所选择的话，我想选择结果都是可以预料的。而这些东西在（启蒙）知识精英看来，不啻是奴性的体现。但如果从上述马克思正统观点看，人民的选择是对的。他们切身感到的恰恰是劳动关系中的不平等导出的财富不均。此外，关于工作时间，在技术革新越来越快的时代，它的比重和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在下一篇谈richard sennett写的《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再说。最后，对马克思所说的代议制民主的根本缺陷批评最深的大概是德国的施米特。我最近读完了《政治的浪漫派》，既为它的形式逻辑清晰有力、分析问题简洁深刻所震感，同时也因潜藏在其中的“危险因子”而感到不可理解。其中它的方法论是非常可取的，下次重点写下这本书的读后。此外，西方世界公民权利的获得并非由于国家的仁慈，而是他们积极争取的，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同样适用——你进一步，它必退一步。

前段时间的罢工潮，一部分人建议成立独立的工会组织。国家当然不会答应——它要是答应了，它就违宪！我们不是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吗？领导阶级被领导，就像“统治阶级并不统治”（考茨基）一样，都是公开的秘密。读任何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书，都会发现中国现在的政治落后到了什么程度。毫无政治的基本伦理与政治性。权力的蛮横与资本的戾气是一个烧饼（！）的两面。所以就是一个modern monster。

对于国家对经济是“管理”还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这也许是分歧的重要方面。国家偏袒某些领域的资本，必然导致其他领域基本的失宠，尤其是当代中国，底层劳动者根本无力对抗这种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失衡。因此，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成为一个负面。这与国家官僚系统的“坚强无比”有关。在古典（自由）经济学中，国家的角色被设想为一个仲裁者，只负责保证经济契约受到法律保护，并从整体上监督共同体的利益。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国家的阶级体系构成被强调，但过于将国家的角色视为工具主义，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这里，阿尔都塞（Althusser）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值得批评的分析模式：即，他架构了一个召唤主体的神秘物体，无论是意识形态召唤主体，还是生产方式决定和行塑行动者，都有决定论的色彩。因此吉登斯的社会学强调“二元性结构化理论”和“双重解释学”。依我肤浅地看法，倒很像辩证法——包治百病。

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的事情是，国家机器被粉碎后，国家如何运转？所以韦伯认为，官僚制（科层制，bureaucracy）与民主之间是一种彼此矛盾的关系。（paradoxical relation to bureaucracy）从本质上看，官僚制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即集中在处于组织顶峰的那些人手里。但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多数人的生产工具控制权予以剥夺这一事实，既是剥削性阶级支配得以产生的原因，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以有限的根源。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关系，所有这一切也将发生转变。工人们将重新控制生产资料，“自由劳动者”的虚假自由将让位于民主化工业制度下的真正自由。（63）说白了，政治民主远远不够，经济民主才是根本。但根据韦伯的看法，工人被剥夺生产资料的情况并不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超越资本主义并不见得这一现象就将消失。在他看来，失去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使劳动降格为一种例行化的操作，使大部分人仅仅成为“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所有这些都是官僚制的一般特征。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工人确实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正式支配权。但这种情况并不仅仅限于工业领域，在所有官僚制组织的底层，如大型医院或大学等，情况也是如此——政府部分本身，情况也完全一样。韦伯强调指出，民主的理念起源于小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那些能被称作“公民”的人仅仅占人口中的极小部分，这部分人可以亲自参与各种机会以行使政治权力。但是，当代社会是一个巨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身份权利已经扩展到了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民主模式也就变得不再适用了（注意这里的逻辑分析和跳跃。参与式民主与投票民主的区别，也就说人人平等、人人有一票恰好使得民主的本质被抽空。这与施米特的逻辑几乎一样。但施米特在分析民主制时，对立的是君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读第一遍时还没有发现。）现代民主模式预先假定了政权（polity）方面的高度官僚化水平……现代大众型政党也具有一种强烈的官僚化倾向，不管它们是多么的公开，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有多么的民主。现代是“政党机器的政治”（party machine politics）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普通公民的参与程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韦伯是“精英民主”理论的首创者之一。（这似乎也是他与施米特不同的地方，同样的逻辑推出不一样的结果。当然，这方面我还是外行，等细读完原著再比较一下。但这个问题我感到是特别重大的，而我的兴趣也很浓，主要就是我想搞清楚。）现代民主允许个体通过其公民权对将要统治他们的精英施加某些影响，但是，它也使每个人都能充分主宰其命运的“参与式民主”一去不复回了。（p63）

在韦伯看来，社会主义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它将官僚制得到进一步扩张：内在于社会主义纲领中的经济生活的集中指导，将使国家的官僚化程度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严重。从总体上看，韦伯对资本主义和官僚制的评价是悲观的。但他坚信，自由民主制度至少还存在着某些尚没有被官僚化潮水所淹没的机会。“民主的精英主义”（democratic elitism）或许是一种有限的政治参与模式，但在多党制的背景下，它还是好过什么都没有。更有甚者，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一种垄断化和寡头化的倾向，但它也保持着一种充分竞争的性质，这种性质给消费者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在那些生产为中央所控制的地方，这种自由将变得当然无存。（p64）（应该注意韦伯在构想这些东西时的历史背景和他脑中对“社会主义”的判断。）

对上述韦伯的话，吉登斯给出了简短的“批评性评价”，我们来看看：一、韦伯把官僚制的演进看作是权力从组织的底层向上单向转移的过程，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但吉登斯接下来的分析并没有很能说服我，他只给出大致结论，分析不足。他只是说韦伯低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就连他自己也说：马克思和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过于乐观地认为，这种参与式民主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秩序中成功地落实下来。在现存的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其中当然也存在某些例外，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实验，波兰的团结工会等），这种民主之光几乎从来没有闪烁过。（p64-66）对于的韦伯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好好回答，这是一种很实际的问题，而不仅是逻辑和理论上的。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必须要抨击，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剥削，底层劳动者的权利无法得到基本的保证，控诉无门（从子书同学近来的遭遇也可见一斑，遑论其他。。。）。政府在行政服务方面的不作为必然使其在经济活动中大有所为。一切腐败皆由此来。上次我当助教，给一群刚读大学的大一小朋友主持讨论，其中一个女生问其他人，在权力、金钱、才能三者之间，如果要选择一样的话，你选择什么？最后我用举手表决的方式看了下来，大部分人选择的是权力。他们一致的逻辑是：有了权力就有钱，又能招来人才为你服务。这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反过来，这些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走上这样的社会又会强化这样的现实。

注释中想读的书：

戴维·毕瑟姆《马克思·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david beetham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本迪克斯：《民族建构与公民身份》，bendix，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