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政治与文明圈的瓦解

平生 Posted on 09 四月 2011

权力政治，或翻译为权势政治，在欧洲主要是由德国人阐发的，包括德国人的国家观，都是为近代社会奠定了法理基础。所谓国家理性，这些概念都与近代西欧内部教权与世俗政权、绝对主义国家、或启蒙专制、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相关。待到这种内部的整合接近完成，就向外扩张。

奥斯曼帝国，西亚和北非共同形成的伊斯兰国际秩序之崩溃瓦解，要早于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欧洲协约European Concert、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西欧国家秩序最终先后将两个主要的文明圈纳入到自己形成的国际法和treaty system（条约体制）下，所谓近代或现代，真正的意味从政治上看，即主权民族国家的建立，由此形成的“世界秩序”与此前千年的人类历史进程相比，当然是新的，而且还将一直“新”下去，就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而言。

而对日本来说，封建晚期脱离华夷秩序，使得日本民族独立意识大大增强，并由此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对儒学的批判使得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之形象也渐渐被贬低，日本"国学"的形成与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当然这里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官方思想观念上的主体意识，而并非指普通民众（幕府垄断当时的信息源）。本书作者所论述的与华夷秩序相似的日本独有的政治对外关系为“大君外交秩序”。这是借鉴东洋学学者中村荣孝的观点。所谓大君外交秩序，就是由大君所代表的、独立于华夷秩序和西欧国家秩序之外的、日本独立形成的国际秩序，其内容，对外锁国——把对外关系限制为同两个国家的通信关系和同两个国家的通商关系；对内则是垄断贸易和情报。

由此，在伊斯兰国际秩序和华夷秩序之外，日本学者所建构的所谓大君外交秩序究竟在历史阐释上有何独特的意义呢？如果不说清楚这个，就无法解释近代日本与近代中国所走过的不同道路，以及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无法理解上述历史阐释的心理动机。也就是只有真正理解了这种历史阐释和心理动机，才会理解日本近代的道路，也才能更好的理解我们自身。

先来看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话题为日本的锁国论，当时日本的争论焦点，攘夷、锁国），对话发生在俄国海军军官戈洛弗宁和几位日本翻译人员之间。戈洛弗宁当时驾驶“戴安娜号”到千岛群岛时，被日本地方官员逮捕扣留，并囚禁了2年多。幕府得知囚禁戈洛弗宁之后，就派了几位日本人前去向他学习俄语。后来这位军官被释放后，写了一本回忆录《日本幽囚记》，记述了当时的生活。对话如下：

——我们（戈洛弗宁）谴责了日本方面避免同外国进行任何交往的政策，从各方面说明了欧洲人从相互往来中得到了好处：
      “我国（俄国）利用率外国的发明创造，外国也利用了我国的发明创造。我国产品还运往外国，也从外国买进我们所需的东西。因此大家努力工作，营业发展，欧洲人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然而，如果欧洲各国国王也像日本政府那样，同外国断绝一切交往，那么欧洲人大概也就不会这样满意了。”
——我们赞扬了欧洲的制度，谴责了日本的政策，就所想到的叙述了从书本上看到和从人们那里听到的有关这种问题的见识。日本人聚精会神的听着这些话，赞扬欧洲各国政府首脑行事之妙和先见之明。看来似乎是在我们以有力的论据作了说明之后，他们全都同意了我们的说法。不过又逐渐转了话题，不知不觉中谈起了战争，他们突然这样问道：
      “欧洲不能持续五年不发生战争，而且两国之间一旦发生争端，别的国家很多也要介入进来，于是就成为整个欧洲的战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回答说：“这是因为比邻而居，不断交涉，遂产生不和之开端。这种不和，未必能圆满解决。尤其是再夹杂着个人利害关系和名誉思想，则更不能友好地解决。某一国家同别的国家进行战争并占了优势，就强大起来。但其他各国不能容许该国给自身带来危害，于是支持弱国，与强国作战。强国方面当然也要争取盟国。这样，战争就几乎遍及全局。”
——日本人听了这些话，便赞赏欧洲各国君主的贤明，并问道：“西方有几个强国？”我们便列举欧洲列强，一一告诉了他们，于是对方便问：
   “如果日本、中国同西方各国建立邦交，相互往来，并仿效西方制度，岂非世间战争将更加频繁，人类将要流出更多的血吗？”
……

日本人脱离华夷秩序，或者说，华夷秩序是作为外来思想输入到日本的，从被纳入到此秩序到脱离此秩序而独立，对日本而言是其民族意识独立的过程。因此，所谓大君外交秩序，可以说是一种“次华夷秩序”，从这种视野去看待近代西欧的“条约体制”和“权力政治”，两者的关系就成为近代历史的关键。

华夷秩序的特质在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而日本的大君外交秩序仿效华夷秩序，但质的不同在于它还有一个“属”与“邻”的区别。所谓“属”，即臣属，要将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囊括为自己的一部分。所谓拓殖制度（殖民），大致是其逻辑上的发展。如山鹿素行的日本主义。一方面把“向本朝贡赋”的国家作为“属”，使之臣随，另一方面，则又把“通信”之国作为“邻”。而本居宣长的日本主义，不仅表明其想把日本与华夷秩序区别开来，以形成日本独自的世界，而且还隐秘着向国外扩张的冲动。日本主义不久便包含了这样一种概念，即从华夷秩序的保护伞下独立出来的日本，将建立自己传统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p53）与近代西欧理想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平等与实践上的权力政治主导相比，两者的相似性可以从原子论的一国主义和殖民制度上看待。

中华帝国这个华夷秩序的瓦解除了西欧的冲击，其自身的演变可以从正统观的变化和满族统治导致的文明权威的下降看待。因此，对清朝来说，华夷秩序不仅仅是观念上的，也是贸易上的（朝贡贸易），更重要的是此乃政治合法性或正当性之来源。因此当此种秩序与近代西欧的国际法、战争法、主权国家、条约贸易等等遭遇时，就鸡同鸭讲了。

华夷观念是中华文明根深蒂固的，所以与日本不同，清王朝要维护的并不是纯粹的礼仪之邦，而是政治合法性和文明根基受到了挑战，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会从别的视野看待西欧逼近的意义，升平百年，渐萌变革之势，不到最深刻的危机来临，他们怎会看到？日本的大君外交秩序如上所述则使得他们看到了近代西欧权力政治的本质，他们虽然对这种权力政治持批判态度，但现实道路却要先成为权力政治的主体，主动“开国”，全面欧化，主动进入西欧所形成的这个国际秩序中去。此后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发展的逻辑除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外，思想史上的线索也是明显的。

亚洲的形象由西欧投射过来，而日本建构的亚洲除了否定意义的形象外，其自身思想史上的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个自身的演变又与其周边紧密相关。也就是说，近代否定意义上的亚洲并不是仅仅由西欧建构的，对日本而言，亚洲的形象、中华帝国的形象之演变也同时是其自身演变的一部分。如竹内好所言：学者们“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在近代化方面如何落后于日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确立了科学的轻蔑感，以代替那朴素的轻蔑感。因此，问题的复杂就在于如何辨析出这其中相互纠缠的脉络。

近日读梁启超《世界将来之大势》、《余之死生观》，如何巧妙地将佛教思想统合进化论、基督教、孔教，他已不是在简单谈论生死观念了，作为媒介，生死观念有了小我与大我之分，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利益轻重之分，作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生死观念，而是要说明在此“世界大势”之下，国家竞争于世界所需要的思想动力在哪里。“……牺牲其本身利益之一部分以求家族若后代之利益。此种习性我国人之视他国，尤深厚焉，此即我国将来可以竞争于世界之原质也。”暂且不论观念之对错，读此文明显看出其有意要糅合各种学说，并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准做一转化。转化之所以可能，即在于一国之文明为极多数人内在认同和其共通的思维方式。因此，转化就必然涉及此文明之内在特性，只有将此内在特性真正把握住了，转化才不会仅仅限制在少数读书人那里，而面向多数人才是一个国家、民族真正可期望的进步。这一点，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二分性（官方垄断民族主义合法性，民族主义运动主体局限在下层军官少数群体。这就像普通民众的“兴亚”思想与统治阶层的“脱亚”思想是一体两面一样。）与中国近代革命动员了社会底层大众，并进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这种对照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收益与代价？我们尚处在这种收益与代价的持续过程中，不放在历史长时段考察，是不会清楚的。

康德1795年写《永久和平论》，其中将中国的海禁政策和日本的锁国政策与西欧国家秩序下的权力政治做了比较，认为前者是维持和平局面的好办法，是“贤明之处”。而西欧国家秩序在世界各地“给人类带来一切祸害与不安”。对于急切要进行近代化的亚洲，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后果的。批判近代化并非要否定它，而是在其中寻找更好的出路，如果人类不从根本上思考自身的问题，而处处像一个精明的商人，自食其果，歧路不远，近代百年何尝不是如此？

历史的连续性往往披着断裂的马甲，也可以从当代人所欲断裂的主张和声明中找到当代人自己的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