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吉《被治理者的政治》笔记

平生 Posted on 05 十二月 2010

在大部分世界的现代政治的核心存在着一个冲突，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的普遍主义与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特殊要求之间的冲突，前者以与宗教、种族、语言或文化无关的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作为根据，后者则呼吁对各特定团体实行区别对待，因为他们容易受到伤害、落后或历史上受到过不公平待遇，或你能想象得到的诸多其他原因。在我看来，这一对抗乃是20世纪现代政治中所发生转变的一个象征：从一种建立在大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观念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概念，转向一直被治理行为（governmentality）所形塑的民主政治的概念。p4-5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公民民族主义的普遍理想。民族在空洞同质时间（homogeneous empty time）中生存和成长。将现代性的社会空间想象成为在同质空洞时间中的分布。

时间轻易地转换成空间。政治居住于现代性的空洞的同质时—空（time-space）体中。

同质空洞时间是资本的乌托邦时间。

异托邦heterotopia

p5-8

安培德克尔的平等公民身份梦想同样不得不面对治理行为分层（governmental classifications）的事实。p16

1932年，贱民取得平等公民身份的方法问题，成为促使安培德克尔与甘地之间急剧疏远的焦点问题。单独选区。选举依赖财产和教育资格。p18

国家同质性与少数人群公民身份的问题。19

民族作为一种叙述策略以及作为一种权力机构所具有的含混性。

印度的同质性滑向了印度教的同质性。20

地主的砖房损坏严重，应该得到救济。穷人的茅屋用泥墙和草顶做成的，很快就被自己修理好了。

多赫来的教育揭开了新的一章——他发现孟加拉律师和拉起普特地主很快成了圣雄的主要追随者。21

民族代表的许许多多匿名复制品。23

安培德克尔，一方面推进在民族内实现普遍的和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斗争，另一方面，确保被压迫种姓在政治组织中拥有特殊的代表。24

《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分治》一书的的意义在于，安培德克尔在现实主义政治的具体语境中判断民族性的乌托邦诉求。25

民主民族性政治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nationhood 提供了取得一致实质性平等的手段，但只有在政治机构中保证弱势团体underprivileged groups 有充分代表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普遍民族主义universalist nationalism的乌托邦解决方案不同，异质性政治从来不能宣称，可以为所有时代的所有人搞出一个普遍公式：它的解决方案总是策略性的，语境性的，历史具体性的，以及不可避免的临时性的。27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之间的区分。

拥护这些“无限连续性”，同时拒绝那些“有限”连续性，实际上是想象没有治理行为的民族主义。p28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全球》

海地革命的领导者毫不怀疑从巴黎传来的自由和平等的信息，他们起来宣布奴隶制结束。使他们失望的是，法国革命政府告诉他们，人权和公民身份并不包括黑人在内，即使他们已经宣布他们自己是自由的也不行，因为他们不是公民，或者说目前还不是公民。p34

要使人权和公民身份扩展到这个范围，世界还要等上150年之久。当这个时刻最终到来，随着民主和民族斗争在全世界的胜利，阶级、等级、性别、种族、种姓等等束缚逐渐从大众主权的观念中消除，普遍公民权，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在民族白决的一般权利中得到了承认。与现代国家的概念一起，人民的概念和权利论的概念现在在民族的观念中变成普遍化的。但是，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也产生了一道鸿沟。
现代形式的民族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普遍性的维度首先反映在人民在现代国家中作为主权的原始来源的观念中，其次反映在所有人皆为权利主体的观念中。如果这是普遍真实的，如何才能实现它?通过在一个由某一特定人民构成的国家即一个民族中信奉公民的特定权利来实现。因此，民族国家变成了现代国家的特定的和正常的形式。现代国家中的基本权利框架是由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孪生观念界定的。但是自由和平等经常向互相反对的方向移动。被财产和共同体的概念所中介35

财产和共同体界定了宣称自由和平等的资本的政治论述在其中可以开展的概念参数范围。导致普遍公民权形成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不仅对反对绝对主义政治统治的战斗来说是关键性的，而且对消除将个人流动性和选择限制在根据出生和社会身份界定的传统范围的前资本主义实践也是关键性的。但是，正如青年马克思所注意到的，它们对于将抽象的权利领域从公民社会的实际生活领域中分离出来也同样是关键性的。p36

权利理论的普遍主义假定的正是建立在各种阶级、种族、宗教、性别等等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新权力秩序关系，并使这些关系成为可能。36

由于资本被看成是在完成一项历史任务，一项向更发达和现代的社会生产形式过渡的任务，它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相当的赞扬。38

得到最大程度认可的政治共同体是赋予所有公民平等和自由而不管其生物和文化差异的民族。39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By Michael J. Sandel

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共和主义，斯金纳，pettit，呼唤反对绝对主义的价值，它宣称自由乃是不受支配的自由。

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1997

它们必须在一个独立于国家而繁荣并且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公民社会规范体系中安家。只有这样一个公民社会才能提供，用一句老话来说，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

假设：没有公民社会的制度和实践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就不可能创造或维持政治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要拥有现代的和自由的共同体，首先要拥有作为公民而不是臣民的人民。虽然没有一个人会再运用18世纪自由主义强烈的明喻，但他们认为，马匹和骡子将没有能力在政府中代表自己。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理解提供了一个非西方世界现代化计划的伦理核心：将不熟悉平等和自由的可能性的原来的臣民转变为现代的公民。40

公民占据理论领域，人口则占据政策领域。人口概念完全是描述型和经验性的；它并不带有一种规范性含义。41

与带有参与国家主权的伦理意涵的公民概念不同，人口概念使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利用一套可理性操作的工具，以接近一个国家的较大人口区域作为他们的“政策”——经济政策、行政政策、法律甚至政治动员——的目标。确实，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当代权力统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某种“国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 of state)。41

右翼民粹

虽然公民的政治同伴关系必须经常地作为一和不可见的（one and indivisible）加以证实，却从来不存在什么被治理的单一实体。作为治理行为的对象存在的总是多重人口，总是带有多重特征的多重目标，总是要求多重行政技术。p43

表现为平等公民身份的政治-法律主张的大众主权古典观念，产生了民族的同质性构建，而治理行为活动要求人口的多样化的、交叉的和变动的分类概念，作为多样化政策的目标，产生了社会的一种必然异质的构建。

以大众主权的崇高政治想象为一方，以治理行为的平凡行政现实为另一方。同质性民族与异质性社会之间的对立。43

治理技术经常早于民族国家，特别是有长期欧洲殖民统治经验的地方。44

一条是将公民社会与建立在大众主权基础上并赋予公民以平等权利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的线索，另一条概念联结是将人口与追求多重安全和福利政策的治理机构联系起来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指向最近两百年的民主政治理论详细描述过的一个政治领域。第二条线索指代的就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 45

公民社会：政治过程就在于，国家机关与作为个人的公民社会成员或作为社团（associations）成员的公民社会成员互动。这并不是事情实际存在的方式。46

一些分析家喜欢扩展公民社会观念，实际上将位于国家的严格领域之外的所有现存社会机构都包括在内。jean l cohen and andrew arato 1992，《公民社会与政治理论》。47

这些结构不是将这些联合体作为公民组织，而是作为为边缘和弱势人群提供行政上方便的工具，而处理这些联合体的。p48

在现代性的规范价值和群众需要的道德力量之间进行一种似乎是不断在变动的妥协。因此，由于局限于一小部分有文化训练的公民，公民社会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代表了现代性的高地。国家的宪法模式也是这样。但在现实实践中，政府机构必须从政治社会的高地下降到政治社会的丘陵地带，以便更新他们作为福利合法者的合法性，并在那里面对政治上动员起来的要求political mobilized demands 的所有当前的构形。49

一个与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一致的现代公民社会，乃是定位在某些印度精英人群的历史欲望中的一项规划。

当国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这些精英相信，那将改变人民的传统信念和习惯并塑造一个新的现代的民族自我（national self）的关键性转变过程，必须不受殖民国家机器的控制。56

在推进将下层臣民转换为国家公民的过程中，现代化者遭遇了由于政治社会的活动而造成的抵抗。但是，我做强调的是，甚至在抵抗强加于他们的现代化计划时，下层阶级也走上了一条内部转换之路。61

亚法律安排

赋予一个人口群体的经验形式以一个共同体的道德性质。66

策略政治

当学校教师获得乡村共同体的信任，让他们为贫民辩护，以及当他们得到行政管理者的信任，愿意从他们那里发现一种可靠的地方共识，他们所体现出来的不是一个公民共同体的平等成员之间产生的信任。相反，他们在被深刻的和历史地形成的权力不平等所分化的不同领域之间进行调停。他们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调停。77

区分法权(right)与权利资格(entitlement)。法权属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对于土地或建筑具有当局所要求的适当的法定所有权；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向其支付法定补偿的适当公民。另外一些人不具有这样的法权，但他们却仍然具有一种权利资格；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补偿，而是帮助重建一个家园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来源。80

更进一步，只有当治理机构遵循政治代表的建议，但本身却置身于选举政治的领域之外时，该形式才有可能成功运转。这也就是说，治理机关必须与政治机关保持分离，但又处在一种位后者可以影响前者的关系中。但是，在治理和政治之间的区分必须被严格维持。85 中国这样的没有选举的社会，政治社会如何动员？研究农村基层选举是否具备这种分析模式。

政治社会将给权力走廊地带带人群众生活中的某些肮脏、丑陋和暴力。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珍惜民主所许诺的自由和平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将其封闭在公民社会的干净城堡里。86

在治理服务的实际行政中，正如我们反复注意到的，这一法律建构的虚构性质必须被承认和得到处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双重策略：一方面是在政治社会的偶然地形中修正、重新安排或补充财产的形式结构的亚法律安排，另一方面，这种亚法律安排又必须在公民社会法律构成的领域中继续加以证实和保护。如我们所知，财产是资本与现代国家重叠的关键维度。正是通过财产，我们才在政治社会的地形中，看到位于现代国家内部的一种前资本主义结构和前现代文化转变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场关于公民之间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形式的权利分配的斗争。因此，正是在政治社会中，我们能够分辨大部分世界政治现代性的变化的历史地平线，在那里，正如公民社会的虚构理想可以发挥对于政治变化力量的一种有力影响一样，关于权利和所有权的日常分配的实际交易也可以逐渐导致在实际存在的现代国家中对财产和法律的实质性重新界定。因此，亚法律的东西，尽管其与法律性事物相比的含混和补充性的地位，却不是落后现代性的某种病理状态，而是大部分世界的现代性的历史构成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87

要有效地在政治社会中提出其权利主张，治理行为所产生的人口群体必须被赋予共同体的道德内容。87

规约日常实践的不是法律而是其他权威。89怎样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现资本逻辑之外的文化、习俗、习惯等等作用机制？

以公民社会的启蒙愿望为一方，以政治社会的杂乱的、争论性的和令人不快的关心为另一方，二者必然发送生冲突。90

我们实际的治理实践仍然建立在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统治的前提上。

除了大众主权的抽象许诺之外，大部分世界的人民正在发明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新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90

资本日益增加的全球流动，推动大多数大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接受一种共同金本位，以固定他们的货币的汇率。97

许多国家的统治集团利用国家主权作为借口，对其人民实行无情的专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权不可侵伐说变成了保守派手里的一个工具。主权在其中被应用的具体环境。105

民族运动中的所有潮流都在寻找一个目标：建立一个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108

领土帝国territorial empires

帝国，将奈格里和哈特看成所自由主义者。111 误读？

维持和平。主权帝国，sovereign empire

世界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