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記

一位历史系的朋友说，梁启超的文字比不上康有为，年轻时读读梁启超还可以，稍微熟读那个时代的文献后就会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康有为还是比徒弟厉害些。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现在读读梁启超，觉得很有趣。比如读到这个先鞭已属他人……座位尚容卿辈，大笑不止。 越读也越发现进化论这个东西对那个时代而言是救命稻草，你看梁启超就很会用这个想法来给老大帝国的人鼓气，说我们现在在过渡时代，充满希望啊，虽然两头不到岸，但大有可为，英雄豪杰们准备好了么，亲！ 所谓过渡时代，其实也是现代的产物了，这种时间观念掺和了空间感，在范式上影响了多少代人。所以为什么今天还是会觉得依旧处在过渡时代。所谓过渡，即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一旦无始无终，则无所谓过渡。我们的时间-空间的感觉早已被彻底改造了，马克思的“语言”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助力。所以为什么中国革命是现代的，而不同于以往。再扯远一些，金观涛“超稳定的系统”其实一点都不稳定，这种属于自然科学、系统论的“语言”，用来解释历史规律，毛病多多。这也是1980年代学术的特点之一，根本上还是延续了冷战的知识遗产，至今尚无人做知识清理。甚至今天很多知识论述依然处在这个总体背景中，对话关系制约了思想解放的可能。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故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与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其道不得不绝异。”今天是名理欢谈，事变未至，是势所必至还是纸上言兵，则企望卿辈择之。“吾所思所梦所祷祀者，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 可以乐成，而难以图始之人，其实也很难真的乐成，

  “自然科学在希腊人那里消融在形而上学里，在罗马的斯多噶派那里，变成支持人类意志的道德所必需的条件。同样在早期基督教的气氛里，自然知识也只有在它是一种启发的工具，可以证明教会的教义与圣经的章节的时候，才被重视。批判的能力不复存在，凡是与神父们所解释的圣经不违背的，人们都相信。当代的自然历史知识可以拿公元二世纪编纂的《生理论》（Physiologus）或《动物论》 （Bestiary）作为代表。这些书的题目与内容公开宣布是根据教义上的考虑决定的，最初都是借用动物世界的形象虚构的基督教寓言。例如，书中庄重地说，小狮出生时是死的，到第三天它们用眼呼吸，因而苏醒过来，这样来象征我们的救主，即犹大（Judah）之狮的复活。”——丹皮尔《科学史》 这里面提到的physiologus和bestiary（动物寓言集）我无意中在搜名词时，发现一本在线的书（已经翻译为英文），关于基督教用动物寓言诠释教义的，Saint Epiphanius on the Physiologus 发表于1588年。里面的contents部分的animal chapters非常好玩，后来又查了点资料，发现西方自然科学史与基督教的关系非常紧密，上面引用的丹皮尔的《科学史》里面这段话大致是这个思路。 回头把这本《科学史》找来读读，应该是非常有趣的见识。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大学读尼采，完全当文学警句来读的，完全没有背景知识和脉络化的东西，所以很难进入对象。确实可以感慨一下了：知识的海洋。不过这些知识只有被那些具备原创力的眼睛发现后才能创造出新意义。我估计小孩子肯定比大人更喜欢这些图画。看来所谓意识形态的输入的确是可以从娃娃抓起的。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的图文书出版，想必把这些东西收集整理下会有不错的销路，bully！ 上面丹皮尔提到的狮子的例子，就可以在此书中得到生动解释，不过内容有些出入，看来寓言的解释本身就是有发展和变化的。 The second chapter of the lion combines two properties. When the lion sleeps, it keeps its eyes open and watches. The lion sleeping with its eyes open represents Christ on the cross; his body sleeps in death, but his divinity keeps watch at [...]

shedding one’s skin，不再发生变化的精神已不再是精神——Nietzsche（尼采） 蛇的象征，snake symbolism。 蛇蜕皮不是死亡而是重生，不蜕皮的蛇只有死亡。 ————————————————下面这个非常有趣—————————————————————— The first property of the serpent is that when it grows old its eyes become dim. To become young again the serpent fasts for forty days until its skin loosens, then it crawls through a narrow crack in a rock to shed its old skin and become new [...]

80年代初的一本讲座性质的小书，不少东西讲的挺有意思。摘记如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本人分裂的中国观，对古代中国非常尊敬，而现实的中国则加以轻视。 安藤彦太郎将朱子学看成是德川封建制作理论。而德川时代的朱子学研究并不是中国思想的研究，而是世界观的研究。 荻生徂徕：应当把中国当作客观研究对象的学者。 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丸山先生（丸山真男）。 东洋史学的必修外语向来是法语，至于汉语则可以不学，只要能阅读汉文即可。 兵要地志调查，与军方有关。1887年上海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东亚同文书院。 满铁调查部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日本国内遭镇压而后来到这里的。 尾崎秀实，《现代支那论》 满铁里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是讲座派（讲坛？），他们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理论：说中国是停滞的亚洲式的社会，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近代化，只有依靠来自外部的冲击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理论”协助了战争。——这让我想起在NYtimes上读过的一段话（关于越南）：For three months, toward the end of 1989, the English journalist and novelist traveled around the land, seeking to disinter it from the rubble left by foreign powers who "destroyed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save it" and a Communist Government that had, in effect, saved [...]

印度学者帕萨·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200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演讲，他以印度殖民与后殖民的历史变迁为经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来描述后殖民时期印度底层大众的民主实践与形式，并在此基点上，试图整体上把握第三世界、非欧美世界的大众政治现状和未来可能的趋势（即发展出不同于欧洲经验的大众民主政治），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的欧美世界，“政治社会”也被看成是一个潜在的有相当解释力的概念，即在新自由主义胜利的废墟上，那些被其允诺“共同富裕”但在真实世界中不过是陷入soap bubble里的大多数人口也可以被看成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所无法容纳的“多余的人”。因此，“政治社会”在此意义上被视为单个民族国家内部那些有别于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世界、民主实践，甚至是暴力抗争。 在《国家内外》（Beyond the Nation? Or Within?）一文中，查特吉不赞成以“超越国家”的角度来思考今日的世界民主问题，而只有将目光深入到民族国家内部，才能发现政治民主实践创新的可能，而超越民族国家很有可能加剧不平等的政治格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以经济自由主义和货币快速流动的方式横扫世界大部分地区，因此很多人提出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衰落和主权政治碎片化（fragment）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分歧性的理解，一种是认为全球化日趋紧密，世界货币体系和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世界政治经济日益一体化，因此，现在应该从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待全球民主问题以及相应的斗争策略。另一种看法是，恰恰是因为全球化加剧了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从而使得全球政治碎片化，相伴随的则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复兴，因此，全球化不仅没有使得世界趋于一体化，反而使全球格局日益分散和碎片化。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一体化”，超国家组织扮演的角色和目的。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如果放在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和 profit maximization里理解现代性在非洲和亚洲等第三世界里建立产权私有化观念的失败，如Hernando de Soto（索托）的《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 –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对发展中国家财产权观念的描述： Imagine a country where the law that governs property rights is [...]

记得以前读大学时候，姐妹们在一起胡扯谁谁谁适合去哪个城市，妖女说她的某美女朋友上下打量她一番后说，恩，你看起来应该比较适合去上海。那时的言下之意，上海意味着时髦与品位，意味着挑战与艰险。对于一心想要摆脱下里巴人内心充斥自卑感的我们来说，妖女得到这样一番认定，当然是一种赞美。 2007年四月前后，我随赴沪开会的舅舅来了一趟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步履蹒跚的某教授去火车站接我们，一路挤地铁站轻轨，出了静安寺地铁口，抬眼即盛名久远的百乐门，三岔路口的百乐门依然保存着上个世纪的风貌。继而又转公交到到静安区的motel168酒店。我早已被转车转去转来给弄晕了，满心里都是对上海教授小气的鄙夷，拖着行李，且接待商业合作伙伴（舅舅是他们合作经营的工业气体的董事会成员），居然连个出租车都不舍得叫一个。老教授估计也猜到了我的疑惑，说打车拥堵所需的时间比地铁长多了。那一年，我与平生相识至牵手，半年有余，摩擦争执至彼此融合，犹如飞蛾蜕茧般难挨又不忍舍弃。 抵达上海，舅舅整日忙于各种会务，疲于应付各种参观交流，大队的人员及各色人等，对于本性怠于与人打交道的我来说，自然是能回避便回避了。恰逢去上海之前，找到从未谋面的校友兼同乡，彼时在中科院上海分院生物所读博的石师兄。所幸他带我四处闲逛，于夜间徒步观看了上海诸多风格的洋楼小别墅，提足所至，皆民国要人的故居，又一路闯入上海的新天地酒吧，猛然间一抬眼，一位金发女郎杀入眼帘，其美惊煞我们，比起电影里的好莱坞女星更胜一筹。师兄说，你可以上去跟她合影一张啦。我用最蹩脚的英语请求与美女合影，她居然答应了，连拍两张，看美女多有无奈之态。于是作罢，事后洗出来的照片，简直让我抓狂，我虽对自身容貌很有自知之明，但那照片出来后，两厢对比，如锥刺心。 次日，又在师兄的带领下，参观了他研究室里令人震撼的各种仪器，比如那零下几百度的什么仪器。又去了淮海路上，我一直觉得，改名后的淮海路远不如旧名霞飞路惊艳，石师兄带着我“观赏”了各色店面，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品牌。事实不足为奇，我对所谓名牌本来就一概不知，加之从不翻阅时尚刊物，淮海路上的各色大牌，对我来说只具备观看的价值，而且是廉价的。 因与师兄初次谋面，此前并无交往，实在不好意思继续麻烦他。在沪的余下几日，我也便一人四处瞎逛，拿着地图，带着钱包与相机，或徒步，或乘坐地铁，基本上也就从静安区到外滩，期间除了在城隍庙迷路，一头钻进一条小巷不知进退只好求助师兄，他骑车颠颠地赶来，找不到我所在，令我打车至什么地方，原来三分钟不到的路程，竟然就到城隍庙门口，起步价11元，让我很是气闷。所谓城隍庙，原来真只不过是忽悠 老外的，和西安的回民街之构造及陈列，毫无差异。不过是秦皇汉武小脚猪尾巴之文明的物化展览罢了。 世事难料，三年前在我眼里只具备观光价值的上海，今日竟闯入我的人生，这是一种怎样的措手不及又是怎样的惊喜与彷徨呢？好在我骨子里遗传有那么一丝莽撞与无知，它又不是龙潭虎穴。两个拖拉箱，一个电脑包，一个双肩包，一个提袋。万恶的社会主义铁道部，居然不卖站台票，我竟然也毫发无损地把这些给从汉口折腾到上海来了。4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上海后，居然辗转一个小时的地铁。我内心打起了十二分的高物价的消费准备战，孰料太不给力了，其实与武汉没啥差别。这几年去过的城市，物价差别明显的，除了深圳，其他也都整齐划一了吧。武汉人说，个婊子养的，热干面的价钱，比龙王庙的水位涨的还快，几年之间，从1块涨到1.2，1.5.2，去年冬天涨到2.5，最近又涨到3元。武汉真是个婊子养的。物价飞涨，工资还原地踏步走。 因为疲惫，加之平生的昼伏夜出，来了几日大多是下午和夜间出没于上大周围，除了感叹一句生活真便利还有什么呢，再就是你分不清自己所站立的土地，到底是祖国还是异乡，各色语言加各色人种，只当故乡是他乡。昨晚与平生进一家眼镜店，推门而入，店员热情地一句：“안녕하세요 ！”惊呆我，我们穿着打扮像韩国人么？还是店员为了追求时髦？出来后看店子招牌，“淮海路上百年老字号”等等字样，后又去校园商店买小物件，不是韩国人越南人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 期间平生讲趣闻一件，某日从图书馆出来，在草坪上，看起来像是日本人与蒙古人，二男肉搏，旁边一群男男女女围观，不许旁人拉扯，其意是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我内心的邪恶感与爱国主义激情顿起，多么美好而壮烈的民族情感啊，狠狠地揍那些东洋鬼子吧。其实你看，人性本恶吧，爱国主义就是一种狭隘的情感吧？我们一面享受并热爱着大和民族的高科技工业产品，一面躲在角落里捏紧拳头暗自喝彩。 周作人在《上海气》一文里，对上海是满纸鄙夷，他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没有一点理性与雅致。”这文化是他瞧不上的，他甚至压根不承认上海是配得上称有文化的。在他眼里，上海不过是以财色为中心，充满着颓废空气与欲望的城市。 即便如此，我的人生在过去的几年，似乎在校园与书本的恬淡中逶迤得太久，乃至渐生老态，或许正需要这个城市的欲望与财色冲刷一番也好。

按：读书会记很多零散的笔记，有些写东西会用到，不用的则弃之可惜，所以打算隔段时间集中一些贴一下比较好玩的。这些笔记都是个人觉得很重要或者很有趣的，在我是资料库的一个变种。为方便起见，取个总名，曰：海上晒盐。   历史的教训已经让我们充分了解到，标准的现代性概念——决定“脱胎换骨，当家作主，打造新人类”等等共同体的“心灵工程”，归根到底还是在资本积累的动力之下进行的。P219    苏哲安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也提到相同的意思，即overtaking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成为首要目标。p275）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资本论》的作者试图把精神活动及其自由纳入到物质与必然性的脉络中，并把活劳动的创造性实践纳入死劳动的脉络中。然而，这样做真的可以脱离“主奴之辩”吗？活劳动与死劳动，只有借着否定性来联系彼此的关系。在主奴辩证上，如同在资本与工人阶级的辩证上，所有的势力已经被奴役着（assujetties）。因此就根本毫无创造可言，毫无真正的开端。《诸众的政治》 P92-93因为社会主义缺乏作为治理之理性的国家理论，从历史事实来看，社会主义只能与多种治理类型发生关联才可能实施，(1)与自由主义治理术相关联时，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内在危险的平衡、减轻；（2）与治安国家的治理术相关联时，社会主义是行政配置的内在逻辑。总之，对于战后的德国而言，不是政治为经济提供自由基础，而是经济如何制造出国家及其合法性。福柯：生命政治学的诞生（第四讲） 阿甘本对“牺牲人”的定义主要依托于施米特和现代人类学。按照施米特的说法，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现代人类学则表明，在神圣和禁忌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以这两种发现为基础，阿甘本将“牺牲人”定义为：可能被杀死但还没有被献祭的个体生命血肉。这一定义描述了一种永恒的悖论，它表明现代个体生活在一种控制着一切个体构成的集体之“赤裸生命”的体系之中。透过西方文化历史的烟笼雾罩，阿甘本警觉地看到，政治主体的生成就是“牺牲人”获得生命政治形式的悲喜交加的戏剧。“赋予牺牲人以生命的政治河流隐蔽而连续不断地运行着，直至本世纪才迅猛显露出来”。通过什么显露出来呢？阿甘本援引洛维特，说一切形式的极权政治化都显露了这种生命政治的威力——工人国家的暴力倾向比专制君主制度更为强烈，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总体国家将国民工作、业余活动以及一切精神生活都操控了，德国纳粹一体化国家将一切私人生活都生命政治化了。 （见网上） 在20 世纪30年代后期，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一批犹太学者－他们后来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与方法。这批学者包括奥克赫麦(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他们接受的是欧洲的思辩哲学和阐释性学术传统，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对法西斯主义的体验使他们对美国文化工业的兴起及其反民主的倾向表示警惕。鉴于纳粹利用广播进行法西斯宣传，他们想到美国的大众媒体会不会也起到助长法西斯主义倾向。因此，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法西斯会不会也在这里（美国）发生？而当时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是存在的。为此，他们做实证研究，了解观众是如何接受广播信息的，而其结论就是“效果有限论”和“二级传播理论”。赵月枝《传播政治政治经济学》

按：只存档用，看官还是不要往下看了…… 刚把天津的会议综述写完，唉，憋了几天，改了两稿，中间还丢了一辆刚买没几天的自行车和捡到一张交通卡，顺便打了一场羽毛球、洗了一个澡，看来两场电影名曰《奇爱博士 Dr. strangelove》（库布里克导演，《发条橙》的导演）和《好家伙goodfellas》…… 最近买了两本新书，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和薛凤旋的《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准备写两篇东西，可惜都是大部头…… 最近读了点钱穆和吕思勉的书，准备写点东西，发现图书馆快关门了…… 不仅仅是成功的故事 版次:GB23   版名:南方阅读 历史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10-31 作者:萧晓 原创 摘要：我是很喜欢读传记的，尤其是自传，从别人的人生里看到或有或无的自己也是多数读者的期许。但传记的功能是否仅仅是一面镜子？除了个人命运起伏所暗藏的历史缩影，会不会还有更多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或者说，在传记的文字表面之外，有一种时隐时现的逻辑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有时这是作者也意识不到的，而作为读者却心知肚明。 《曾为梅花醉如泥》，王嘉伦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48.00元。 萧晓 □在读博士生，上海 我是很喜欢读传记的，尤其是自传，从别人的人生里看到或有或无的自己也是多数读者的期许。但传记的功能是否仅仅是一面镜子？除了个人命运起伏所暗藏的历史缩影，会不会还有更多值得深入挖掘的东西。或者说，在传记的文字表面之外，有一种时隐时现的逻辑起着支配性的作用。有时这是作者也意识不到的，而作为读者却心知肚明。 王嘉伦被称为香港保险教父，很大程度不仅仅取决于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功，或许更大意义上，是因为他致力于将自身在保险行业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通过各种形式介绍给同行业的后来者，主要是那些刚刚踏进社会的年轻人。因此近年来他不仅先后出版过几本讲述自己从事保险30余年来的从烂裤到财富的亲身经历，还由于取得的成就受聘为中山大学的客座教授。不过新近出版的自传《曾为梅花醉如泥》却不仅是讲述他的商业经验，更多是侧重于个人的回忆史，再加上作者有一个大家族，在民国时期有段时间也曾为天津望族，作者的兄弟中后来出过化学家、作家和企业家，因此经历颇为丰富。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光荣，在作者的笔下，那些早期奋斗的历史细节和其家族在历史转折处的命运转换，以及家庭内部亲情纠葛等等都娓娓道来，如临其境。 在一定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一般而言都有某些天赋，某种不依赖外在环境的技能。在保险这种前沿经济领域则需要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出现，即“不断根据新的社会情境调整自己的固有经验，甚至放弃自己的固有经验”。他上中学时，觉得自己的成绩不好，就没有报考大学，也没有像那些有钱但学习不好的人跑到国外“野鸡”大学去混文凭。最后只上了一个专科类的学院，毕业后在政府的一个机构里当小文员。“我曾在最底层的环境中生活过，后在业内升到很高的位置”，作者说，他曾坐过一年半的牢，这对他一生都产生了影响，使其形成了双重性格：自卑、自傲。但学校的一位叫荷雷的神父不断鼓励他，使其觉悟到“一个人本身的价值，不会因其本人在生活中遭受挫折而减损，只要有自觉的意识，在任何生存状态下，他都可以把这种价值开发出来”。因此出狱后他遇到一个机会就误打误撞地进入到保险业，结果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个人奋斗史。在书中，作者不仅着眼于成功的故事，更着重讲述了成功背后的各种历史细节，颇为生动传神。 一个人的职业声望不仅仅是以他能赚取的薪水来衡量的，如果这种成功之道在个人既没有成就感的获得，对社会又没有积极的建设性贡献，而只是金钱的累积，这实际上是不会长久的。因为经济的运作没有上述的满足感，必然带来厌倦。比如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曾在世界多个国家做过一份调查，要求人们对各种职业进行排名，结果出人意料的结果是：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都选择将医生、护士、教师和社会公益服务人员排在前面，而那些能赚取大量薪水的企业高管和股票交易员等人则被排在了后面。 对于保险这样一个前沿经济领域，按照著名学者理查德·桑内特的说法，个人的价值是由一种非人格的标准来确定的。比如各种奖励、年资等等。但作者成功的做法是将本来较为僵硬的团队模式转变成一个柔性组织，即赋予工作团队较大的自主性，从而在长期的过程中建立了信任感和忠诚度，在这次金融海啸中才会出现没有一个员工主动跳槽的现象。而忠诚度正是桑内特所分析的前沿经济中匮乏的一种东西。此外，作者还重建了一种专注的“匠人精神”，一种较好的工作伦理。 其实成功很难复制，不仅指的是个人禀赋、才能、经验，更关乎某种可遇不可求的机遇，甚至是特定的历史情境。从王嘉伦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当年香港保险业还是一片废墟时，他能凭借个人的热诚与胆识闯进这个陌生的领域，与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做一番较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时代的境况。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最后放弃在北美读大学的机会，也跻身到保险业，再加上王嘉伦的父亲在民国时也是从保险起家，真可谓子承父业，一家三代都在商海中摸爬滚打，最后都能取得一定的成就，确实不简单。 坦率地说，真正吸引我的倒是自传的前半部，因为那种跨越民国和“当代”的叙事以及作者少年时期的往事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难以明说的历史感。如1948年内战进入到最后关键阶段，当时天津许多资本家和文化人纷纷从天津逃往香港，而作者一家人刚好赶上了战争爆发后驶离天津的最后一班船。在船上他们碰到同样要逃离天津的大文豪梁实秋。而后来作者的二哥又成了梁实秋的学生。正如诗人杨克所言，王嘉伦“亲自带你走进他那六十多年的冷暖人生，用质朴的语言把那种真实存在的又让我们忽视的细微情感挖掘出来，从而展现了从儿子到丈夫最后到父亲的种种角色转变，五味杂陈”。

  《意识形态》，麦克里兰   意识形态的法国起源与德国起源，romantic movement 强调我们将自己的意义注入世界的方式。 黑格尔，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 美国政治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行为主义和英国的语言分析哲学……这两种哲学强烈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即通过对事实和语言惯用法提出更多世俗性的问题来破除普遍存在的思辨。p10 意识形态的两条路径：一条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经迪尔凯姆（durkheim）到近来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的修订。 一条起源于德国，最初与黑格尔/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经曼海姆mannheim下溯至哈贝马斯。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经验观察，而是创造真理。非又稳定的一致同意集合在一起。   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13   根据马克思，由于黑格尔从理念idea开始并视经验现实为他的表现，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只要将社会中真实的、难以处理的冲突当作一个和谐的理念整体的最终组成部分，那么掩盖这种冲突就是可能的。15   宗教，补偿性幻想。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唯物主义历史观   使思想转换成意识形态的，正是它们与劳动过程所固有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冲突性之间的联系。16 ——马克思很激情。。。   控制经济生产和分配的人也控制着思想的生产与分配。18   并非所有思想，而仅是那些掩盖社会矛盾的思想才是意识形态的。 由于社会和它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同样的思想会开始或停止成为意识形态的。18   关于统治思想并不真正统治社会中从属的群体，而是在很大程度为统治精英ruling elite提供统一性和方向的争论 见n.abercrombie,s.hill and bill turner,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sis  18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观点集中表现在这里，生产关系中固有的剥削和不平等被流通领域中自由交换的外表所掩盖，只关注这一点，导致自由、平等一类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22     更致命的说法是，马克思不是太无产阶级而是他太资产阶级化了。他的乐观理性主义，他对科学技术的强调，他的欧洲中心主义都是高度的维多利亚式资本主义（victorian capitalis）的产物。27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进化论演变为从属政治因素。群众运动。 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被剥去了否定含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出现，     对列宁来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他认为每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均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这样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否定的含义：思想不是由于他们是意识形态的，而完全是由于他们可能服务的阶级利益而有所欠缺。33 [...]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刺激经济消费及繁荣出版市场，讀書記中央委员会委员平生与子书同志在经过QQ聊天会议和政治协商以及一些经济磋商之后，兹决定如下： 一、平生与子书同志在友好协商、民主监督的原则下，决定从2010年10月开始，以月为单位，以发表在讀書記网站上的读书笔记数量为基本标准，在下月月初（每月1号）结束时，在上海与武汉两地互相数对方笔记的数量，量少者为输家，量多者为赢家。 二、为了培养良好的读书学习环境，输家须在每月1号购买3本本年度新书作为罚资与礼物赠予赢家，3本新书的具体数目在集权制的前提下，由赢家提供。 三、为了体现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的原则，也为了鼓励输家迎头赶上，鞭策赢家不骄不躁，凡所读古书皆以1:2比例的计算读书笔记量。赢家须在当月所获3本新书中至少选择一本书来阅读，并做好笔记，写出较正式的书评到报刊去发表，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向广大不明争相的读者推荐好书，批评坏书。 四、书评发表事宜统一由平生同志统筹安排。 讀書記中央委员会号召委员会的所有同志，认真学习讨论这个决议，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把我们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迎接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附：欢迎广大三爱（爱书读书写书）人士参加本活动。本站将开放注册，有意参加者，可获得讀書記独立账户和密码一枚，即可以在此发表你的大作。凡愿参加此活动并开通注册的同志，皆视为认可并遵守上述决议。如只愿注册帐号不愿参加“赌书”活动的同志，提前告知即可。有疑问者可以在决议下自由发表意见。 本决议即日生效。欢迎各界人士监督。 2010年10月9日晚 上海-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