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东流去——十年祭

平生 Posted on 20 七月 2010

Amnesia and Memory

今天是2009年10月1日。昨天是9月30日。昨晚送皮皮去重庆探亲，送到522路公交车上后，我就下来了。天黑得不彻底，路上行人多起来。对面的桐树偶尔落下几片黄叶子，还没落稳，小车驶过后就又飘了起来。我穿着灰色短裤，左手摇着一串钥匙，趿着拖鞋就回来了。开门后就直奔厕所（卫生间？茅房？茅坑？）。水喝多了，尿就是透明色的，淡黄色的。这有益身心健康。冲完厕所，打开电脑，看了一会新闻，点击了一个美女写真图片，出来乱七八糟的广告，还有一面红旗插在那里——

问：插在哪里？

答：插在该插的地方。

我想起回屋的路上，那个丁字路口一个店铺门前，置了一个灯箱，发着白光：性用品。店铺的门额上挂着招牌，大字写着：殡葬一条龙。下面一行小字：出售夫妻用品。门前的电线杆上斜绑着一面红旗，路灯照耀下，分外红通通，红得都化不开了。真好看。

关掉电脑，拔掉电源后，我就靠在矮床上，背后垫两个枕头，开始看书。今晚决定全部看小说。自从前天在墙角堆起来的书上发现一只蜈蚣后，这个矮床——高度像个侏儒——就成了恐惧的一个来源。而就在十天之前，我玩了朋友的一个小说接龙游戏，里面就是从蜈蚣镇展开神秘的叙事的。这就加剧了我的恐怖。我好恐怖呵。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夜晚，何时是个尽头呢。

我总共看了三部小说，看到夜里两点钟，也就是从9月30日的晚上9点30分一直看到10月1日的凌晨2点。我想在这里先说说小说的名字：余华的《现实一种》、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毕飞宇的《青衣》。接下来我想说说阅读感受。余华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暴力和死亡美学，这是老生常谈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他展现了一种“身体审美的碎片化”，小说结尾，那些不同科室（牙科、泌尿科、眼科、皮肤科）的医生，如同杀猪一般解剖尸体的时候，是多么娴熟和快活。他们各取所需，皮肤为了烧伤病人，心脏为了心脏病人，骨头为了课堂教学，眼睛为了失明者，睾丸为了睾丸癌症患者……从尸体上切下来的睾丸在另一个男人的下处“再生产”出无数精子，最终使得他的妻子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并且很健康。一切似乎很美好。这个小说写作时间是1987年。如果说1980年代身体的使用还局限于此，那1990年代后，消费主义重新拆解了身体，从脸蛋上的细胞到脚底的一个死皮，无一可以逃脱，最后又拼装成一个庞然大物，一个杂色的身体，载着资本的物欲和意识形态。我想起前段时间一则新闻，说武汉的一家美容院出了一个新的服务项目，叫做“根浴”。足浴我们都懂，那什么叫“根浴”呢？根，不是1980年代文学要寻找的“根”，而是指男人下面的那个玩意。总体性的宏大叙事被抛弃后，重新建立起来的身体审美就像案板上的货色，可以随意用屠刀剁下去，“您需要哪一块”？

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是分析“小平同志南巡”后，政治权利与市场资本如何共谋出一个新神话的很好文本。那个笼罩性的市场意识形态既是政治权利生下的崽子，又是其供养人。我搞不懂为什么田毛毛被养殖（王八）公司经理强奸后，作为其舅舅的镇党委书记和田毛毛的父母最后都不上告了。他们共同的理由是：养王八公司是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经理又是联络客户的“能人”，为了全镇人民（多么具体，又多么虚幻）能发下工资，只好不告，“放了他”。作家在这里的态度其实是很暧昧的。小说作于1995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在这部小说中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诠释。作家似乎努力想把镇党委书记描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全知叙事”削弱了这种感觉），故而不时穿插描写他与自己的妻子做爱的场景，描写他世故的一面。这或许是一个进步，我指的是终于也可以写党的领导干部性交了。以前看小说，觉得这是远离他们的活动。如今，放开了手，就黄河决堤一般，竟有点收不住。压抑的太久，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人从晚清直到现在，不停地左晃晃右晃晃，把一个国家晃得始终晕晕乎乎，像喝醉了酒不肯醒，像疯子叼着烟屁股憧憬一口吃个大饱。

《青衣》中那个烟厂老板，“伟人”一样坐在剧场的第一排，缓慢得拍手，在床上学着毛片上的洋妞一样叫床，倒是煞是可爱。毕飞宇的这个小说写得很好看。

看完小说后，我就去洗澡了。10月1日的凌晨2点，我开始沐浴，洗净身体上的污垢，也等待着污垢再次降临。不就是这样吗？

上个世纪末（好他妈遥远），也就是1999年的10月1日，16岁。我躺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烧伤科（差点打成了“烧烤科”）的病床上。从8月17日算起，我躺在这张床上已有一个多月了。除了期间有几次被漂亮的护士姐姐用棉被裹着抬到手术床上外，我的一切生理活动都是在这张床上完成的。这种床在脚的下面有一个可以手动调节床的高度的摇把，可以使腰部以上位置的半截床缓慢倾斜起来。这样人就可以靠着，会舒服一些。自燃的客车使我全身80%的皮肤烧伤，只好植皮——就像植树一样，需要慢慢长。如果病人身体上的完好皮肤不够多的话，可以取下头皮，再者就只好找同血型的亲友的皮肤，或者购买人造皮（猪皮）。我肚子上的完好皮肤被取下来后就植在我的两只手臂上。最后还感染了，留下一堆疤痕。白费功夫。

据说人的疼痛级数有十级，蚊子叮一下是十级，孕妇生产“过鬼门关”是二级，被灼烧则是最高级：一级。我比较有幸，达到了最高指标。并且还是在未满18岁的时候，就似乎更有说服力了。其实我疼得要死，鬼哭狼嚎，没一点男子汉的气势，我也不需要。我就是觉得疼痛难忍，太疼了。每一个来这里的病人都鬼苦狼嚎，没有一个例外，除非是被切了喉管释放体内毒烟的人。他想叫也叫不出来。我已记不清做过几次手术了，但每次我的整个后背要换药时，我就鬼哭狼嚎，长这么大，就这个时候哭得最凶，像个丧家犬在哀号，更多时候就是“啊啊啊啊……”，肆无忌惮的流泪。护士姐姐鼓励我要勇敢，我望着她白皙的小手、口罩没有遮住的光亮的前额，只是心生嫉妒。父亲站在旁边，有一次也晕过去了。在烧伤科，换药就等于换一层皮：一层纱布敷了一层药，然后我被翻身趴在床上，护士从角落里拖来一个聚光灯，黄色的灯光对着我的后背烤，这是要让潮湿的药水迅速干掉。这其实和烤肉的原理是一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机联系的。灼热的光芒似乎要穿透我的身体，直达我的心脏，有一阵，我几乎要大叫，感觉灵魂都被烤焦了，心被烤糊了。等纱布干了之后，那个戴褐色眼镜的中年男医生就要来了，我远远听到他的声音，我开始哼哼唧唧，开始疼，无名的恐惧一层层覆盖我。他在旁边的病房查房的声音传过来，就像一个个小剑刺向我惨不忍睹的背脊。我就那样趴在床上，等待着他的那一双手，那一双带来恐惧又带走恐惧的大手。他假装和我说话，转移我的注意力，然后手迅速捏住纱布的一角，“哗”，轻轻的声音，我就大叫起来，鬼哭狼嚎。我明显感到后背上一层皮肉被撕去，纱布上滴着血，我甚至可以感觉出背脊上的一层层裸露的毛细血管在悄悄渗出小血，很温柔的一点点渗出来。我无能无力，我动也不能动。

最令我难过的是，我的双手似乎有残废的可能。热浪冲击波烧断了双手的几根手指的肌腱，手指无法伸直。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伤心哭泣着哀求着医生无论如何一定不要让我失去双手，哪怕只让我的右手可以握笔写字也好。我刚刚中考完，考得还不错，县排名29。我那时是个好学生，除了初二一年莫名其妙和班里一个女生谈了一点柏拉图早恋（连手指头都没碰过）、逃课去打桌球（至今技术不赖）、看录像（无意中看了一部港台三级片）、打游戏外，我初中都是一个好学生，当了三年班长。其实我哭得最伤心的还是我以后无法再去面对那个女孩了。初二过后，那个女生给我递了一个纸条，夹在书中，很诗意地写了一句颇有深意的话：“最近外面风雨太大，我们还是断了。”她指的是同学之间的嘲笑和猜忌。我好难过啊，真的，无比难过。于是到了初三，我就化悲痛为力量，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一头埋下学习，课间休息都在做数学题，都快成魔了，几年之后，我还从学弟的嘴里听到当年的女数学老师如何在他们面前夸奖我多么用功。其实我痛苦死了。除了做数学题、化学题、做高难度的竞赛题外，我别无选择。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化悲痛。

医生用十根木片绑住我的每一根手指，使每一个手指都直直的，像两只大鸭掌，丑陋极了。他又用一个粗粗的如同铅笔芯一样的金属物（前端尖利），插入我的两只拇指关节处，我指的是刺进肉里。很奇怪的是，我现在记得这好像不疼。然而这一切还是没有什么作用。不过有幸的是，我的右手手指虽然有些变形，但和在一起居然还是好的，居然还可以慢慢练习着恢复了写字。但左手却只有一个无名指可以伸直，其余都弯曲着。从那时开始，无论是行走在路上，还是睡在床上，无论是愤怒填胸，还是与人微笑，我就似乎一直握紧一只拳头生活到如今。

1999年10月1日上午，我躺在烧伤科的病床上。刚刚解了一次小便，液体流进白色的便壶，哗哗声清脆，有点像雨打进积水过半的水缸。窗外的南京城上空，一片灰蒙蒙。一个男孩的哭声从隔壁房间传来，这是前几天刚送来的男孩，父母从外地来南京做生意，儿子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油锅里。男孩是那天下午送来的，外面的阳光照在我的窗户边，我正看得出神。我一直觉得医院不是人来的地方。当我多年后，从工科转入文学，我就有种直觉，生命的直觉，我感到体内有无数的声音在嘶喊，我相信那其中有一个就来自这个阳光甚好的下午送来的小男孩。还有那个姓陶的护士姐姐，我觉得她特温柔，我那少年的内心一遍遍发誓，等我好了以后一定回来找她，报答她。因为她那时和我说过几句话，很温暖的话。

1999年10月1日，我还无法下床。我惊惧着对父亲说，“我觉得我的脑袋睡平了”。父亲当真用大手摸了摸我的头，笑笑说，“哪有，别瞎猜。过些天就可以下床了”。从8月17日躺在这张床上，我就一直没有照过镜子。我曾要父亲拿一个镜子给我看看，父亲只搪塞着，说医院没有镜子。我就问陶姓的护士姐姐要镜子，她一定有。但她说医院不让照镜子，没有给我。直到多日之后，我才颤巍巍由父亲搀扶着下床试着走路，但完全不行，将近2个月的躺卧已经使我连独自直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全身都是软的。父亲就找来轮椅让我坐着，推我到病房外走走。这是我第一次“走”出病房。在电梯门口的发射光中，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脸：一张浮肿的胖乎乎的脸，头发稀疏，表情僵直。父亲似乎发现了这个天然的镜子，迅速转动轮椅，推我去阳台。我曾靠在摇床上透过巨大的玻璃看过阳台，这次是直接到了这里，我有点高兴，又有点伤感。远处有一群哨鸽盘旋着，盘旋着，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像被谁挖空了。人起初无法接受自己的命运，时间会迫使你接受，时间裹挟着的一切都要教会你如何接受。它们是你无情的导师，甚至是你生命的开垦者。

我那一天躺在病床上，并没有思考什么，只是瞧着天花板发呆，或者歪着脑袋看看窗外。整个房间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都去靠近通道的那个房间里看电视上的阅兵。那是唯一的一台电视。我甚至看到有人把病床推到过道上去观看。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阅兵”这个词。虽隐约知道这是干什么，但脑子里还是模糊一片，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我大约出生在1983年，安徽。1989年时，我在咸阳。我才6岁，只听父亲说彩电厂门口一大群人不吃不喝坐在那里，很多人送吃的都不吃。就这一点印象罢了。1999年10月1日，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时听到那里传来一点奇怪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却听不清，一会声音很大，一会又很安静。那些看电视的人也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安静得令人觉得他们不是去看电视了，而是消失了，消失在看阅兵的路上。

1999年10月1日上午，我在无聊和发呆中度过了几个小时，中间或许还睡过一小会也未可知。1999年10月1日，我似乎错过了一次什么机会。当病房里的人都渐渐回来时，我有点后悔自己错过了和他们一起观看电视的机会。确实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有点孤单，在那一刻没有人关注我，我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真的感到一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他们玩着什么迷人的游戏，抛下我不带我玩。我搞不懂。

2009年10月1日，由于昨晚看小说太晚，早上醒来时已是9点零几分了。眯着眼睛，嘴里倒计时数了20下，又数了50下，就爬起来了。洗脸，刷牙，提着那个黑提包，下楼，穿过这个几乎每天都要穿过的巷子，去吃早饭。稀饭已经卖完，就吃了一碗热干面。然后经过那个我在诗中写过的厕所，厕所墙下中年妇女在炸油条，旁边是一个小桌子，两个年轻女子坐在小凳子上，正在吃早餐，一个小孩坐在一个女人的腿上，小手抓着半截油条，冲着我笑。我不动神色地继续走，然后在十字路口右转，这条街就是武汉著名的金融一条街了，各大银行总部大厦都在这里。我是穿过一个陋巷来到金融街的。这个陋巷大多住着来省府过活的外地人，一条街上全是门面店铺，从小诊所、性用品店、面馆、炒菜馆、垃圾回收站到自行车修理铺、蛋糕店、百货店，等等，样样齐全。10平米的门面有时住着一家三口，比如那个修理自行车的，门前的巷道上放着炒菜的锅和煤炉，每天若无其事的做饭，香味有时要引我多看一眼。我每天走在这条巷子里，觉得很亲切，因为很多事物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比如那个家庭游戏室，几台电视外加接上游戏机，插上各种游戏卡，就可以按小时计算赚小孩的钱了。有时几个大人也会跑去玩一会。这有点像1988、1989年的我。我每天走在这条巷子里，就感觉时光在倒流，每走一次就感到我是不是活错了年代。但一走过巷子，走到金融街的时候，我又突然觉得自己一下有点苍老，有点寒碜，有点落寞，有点像“没有鸟类的乡村里的蝙蝠”。

2009年10月1日，我吃完热干面，来到金融街，右转不到一百米就是武汉市图书馆，这是我每天的去处。今天是假期，早上9点才开门，下午4点就闭馆。我大约9点50到的。先去2楼看了一会英语，做了一点翻译练习，然后去4楼看了2个小时的书，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里面一篇论文讲的是“反智论”与传统专制的渊源，虽是讲古代，但实则是以今例古。

12点多的时候，在2楼小餐厅买了一碗扬州炒饭，实在难吃的要命。吃完就去2楼阅览室，看了几篇论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点东西。巨大灵魂的战栗，卡拉马佐夫性格，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19世纪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思想论争，有点对应于国内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闭馆的音乐响起时，我借了两本小说回来看。把昨天的剩菜热了吃完，坐在电脑前开始准备写这篇文章，文章结束了，这一天也就完了。中间去阳台浇了花草，房东老太婆几个月前嘱咐的，不要枯死。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读到这句诗，我是有点惭愧的。这些日子的生活，不算是“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也算是有点潦倒。李贽点评《三国演义》曾说：世上自无埋没之豪杰，彼埋没者，定非豪杰耳。听到这话又觉得前景颇凄惨，“只恨写不出一场革命”。

我不能将个人的悲哀强加于时代，又不能以时代的“飞扬”景象左右我的悲哀。要一点点渗透，起码在个人的心中尽褪去时代辉煌的油彩。

这也许就是“横站”。

前段时间看完了周作人1960年代的回想录，有段话说得有意思：“说到李守常，照普通说法应称李大钊先烈，但是因为称呼熟了，这样说还比较方便，称作烈士仿佛有点生疏。”我如今称“上个世纪末”就有点生疏。但称“2009年”，却也并不感到多少亲切。

又想起周作人说起的一件趣事，权作最后的一点祭奠。曾经祭奠过那苍翠的英雄，如今似乎早已无必要了。人人都是英雄豪杰，还有什么可说呢？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士兵在混乱的码头维持治安，抓住了一个人，怒气冲冲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这个人情急之下慌忙答道：“我是老百姓。”这个士兵就放他走了。

2009年10月1日于汉口